赫拉德从克洛斯·冯·普罗的家世开始,讲到他如何“逃离纳粹占领下的丹麦”,如何成为剑桥大学法学院最年轻的学生,毕业后又如何一路春风,直做到世界首富保罗·格笛的“总裁执行助理”,成为当时伦敦“最具魅力的高薪单身汉”。

桑妮确实富有,赫拉德说,她在第一次离婚时给了她的前夫亚尔斐·冯·奥斯勃格王子100万美元现金以及欧洲的两栋府宅。但克洛斯并非“淘金者”,正是他,在结婚前坚持要求桑妮做一份“婚前财产协议”,直到他们婚后三年,桑妮主动取消了这份协议,因为她看到克洛斯为了她和她的孩子们放弃了“格笛石油”的高薪工作,放弃了他在英国的富有生活。桑妮对朋友说过,克洛斯对冯·奥斯勃格姐弟“比他们的生身父亲还周到”。

克洛斯跟着桑妮从英国到了美国,“他还想工作,可是桑妮不让,为此,她甚至用克洛斯的名字给他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‘零花钱’,仅月息就1万美元……桑妮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?她没有任何特长,没有任何兴趣,没有任何爱好,她周围的朋友非常有限,因为她太有钱了,她和她的家人们,特别是她的母亲,对任何向她表示友好的人都先存三分戒心。”桑妮每天的生活就是,上午11点起床,让司机查尔斯·罗伯兹载着她到健身中心锻炼,或去高尔夫球场打球,或去游泳,然后再载着她买东西,做头发,洗桑拿,3点半回家睡午觉,5点半起床以后通常不再换衣服,晚上的时光就和家人们一起消磨。“对于桑妮,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!”

更糟糕的是,自从生了科西玛,桑妮几乎完全失却了*,她告诉克洛斯她在这方面给予他充分的自由,“只是必须谨慎”。

桑妮的健康状况,也不像公诉方说的那么好。她白天无所事事,到了晚上就失眠。她罹患“低血糖症”,医生多次告诫她不可喝酒吃甜食,可她两样都吃。她平均每天吞下20片阿斯匹林,那次的阿斯匹林中毒,还是“全靠克洛斯救了她”。她对安眠药和镇静剂的依赖已经到了“不可或缺的程度”,在她1980年底第二次昏迷时,大夫查出她血中的巴比妥酸盐水平高达1·郾06,在某些情形下已足以致命。

“我们还是从1979年的第一次昏迷开始吧。”据玛丽雅·辛拉翰姆的说法,克洛斯和衣躺在桑妮身边是在等着妻子断气,实际的情形是,桑妮要求在她每次入睡和醒来的时候,克洛斯都必须守着她。玛丽雅说她第一次查看桑妮是在上午9点,但据克洛斯的回忆,应该是11点,当时玛丽雅说:“夫人好像有些不对。”克洛斯答:“你并不是第一次看见她这样,对不对,玛丽雅?”到下午3点,简尼思·盖利迪大夫给克拉伦敦庄园回电话,指示克洛斯“让冯·普罗夫人尽量多睡一会儿”。后来送进医院,盖利迪大夫疑为毒品所致,遂当即查验,却没有在桑妮身上的各静脉处发现注射后留下的针眼。

“没有针眼,何来胰岛素注射?!”赫拉德向法庭高声提问。

等桑妮醒来,盖利迪大夫曾与她长谈,建议她接受心理治疗,遭桑妮拒绝。

之后,克洛斯做了两件事。一是到岳母家登门拜访,恳请艾特肯夫人和他一起帮助桑妮戒酒,而艾特肯夫人的反应是“随她去吧”。克洛斯又致信盖利迪大夫,详述他在桑妮犯病前后的所作所为,问大夫:“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?”“我是不是耽误了她的治疗?”盖利迪大夫回信说:“你救了冯·普罗夫人一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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