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部分药品皆为镇静剂或安眠药类,在那支用过的针头上,科学家们查出了“高浓度的胰岛素”。

司铎克大夫马上拿起电话,他问理查德·库尔:“是你去报警,还是我报警?”这是美国人的讲话方式,意思并非商量,而是给对方施加压力:“假如你不报警,我就报了。”

事到如今,想要避开警方已是不可能的了。

五个月后,1981年7月6日,星期一,罗得岛州大陪审团作出决定,以两项“谋杀未遂罪”对克洛斯·冯·普罗提起起诉。

7月13日,克洛斯缴纳保释金10万美元,监外候审。

很快,克洛斯聘的据说是当时“纽约最好的律师”赫拉德·法林格和“罗得岛州最好的律师”乔恩·希翰。前者因成功受理若干高曝光案而享誉法学界,后者对罗得岛州的司法系统和法律条文了如指掌,用一位记者的戏言:“地皮子踩得溜熟。”

“克洛斯·冯·普罗谋杀未遂案”于1982年1月11日,星期一,正式开庭。那天的纽波特寒风刺骨,气温低达2华氏度,相当于零下17摄氏度。

其时,经过各大小媒体半年多的炒作渲染,案子已然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,诚如首席公诉人史蒂文·伐密利提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说:“当你经过一周的劳作,在星期五晚间走进一家电影院,等待着从一部极精彩的好莱坞影片中获得享受或刺激时,你最期盼看到的是什么?”在美国,新片的首映都是在星期五晚上。“这个案子,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。你想看到金钱、*、毒品,这案子里有,你想看到纽波特、纽约、欧洲,这案子里有,你想看到皇室、贵族、上流社会,这案子里有,你想看到现时美国已经不多见的仆人、管家、花匠,司机等等,这案子里也有……克拉伦敦庄园筑有高墙铁门,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一辈子也无法窥视到那墙和门的另一面。这个案子给了你们一个机会,使你们可以看到,有钱人是如何生活的。”

史蒂文说,公诉方将向法庭证明,桑妮·冯·普罗之所以昏迷不醒,是因为有人给她注射了胰岛素,而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桑妮的丈夫克洛斯·冯·普罗。至于动机,“动机就摆在那儿,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证明它——桑妮的富有,在这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人可以与之媲美,相形之下,她的丈夫几乎一文不名。克洛斯知道,桑妮在遗嘱中留给他1500万美元,为什么?因为桑妮对丈夫从不加防范,她甚至不顾律师的劝告,邀请克洛斯参与了修改遗嘱。然而,在事实上,他们的婚姻却面临着危机。克洛斯一手插进桑妮的钱袋,一手又搂着另一个女人”。这句极富启迪的形容后来激发了至少三位漫画家的灵感。“克洛斯面临的难题是,一旦离婚,他连一分钱也得不着。”

“于是,就有了桑妮在接连两次圣诞期间的接连两次昏迷。第一次她醒过来了,第二次,到现在已经一年有余,医生们仍然看不到她苏醒的可能。于是,就有了德国女佣玛丽雅·辛拉翰姆和桑妮家人们的怀疑,继而有了律师和警方的介入,有了今天这场审判。”

被告方律师展现在陪审团眼前的,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。赫拉德·法林格一上来先打了一个比方:“你们现在看见的是什么?”他高举起一只手,“我的手?不对!无论你们坐在法庭中的什么位置,无论你们从哪个角度看过来,你们现在看见的,都只是我的手的一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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