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一日晚,同库图佐夫会面之后,拉斯托普钦伯爵感到伤心,认为受了凌辱,因为他未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议,库图佐夫对他所提出关于参加保卫古都的建议未予注意;同时,他还对大本营向他表示的一个新看法感到震惊,持这一看法,古都保持平静,古都的爱国热情等不仅是次要的,而且是全无必要的,微不足的,——为所有这一切伤心,受辱和震惊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回到了莫斯科。晚饭后,伯爵未脱衣服在沙发上就寝,十二点过后便被递交库图佐夫便函的信使唤醒了。便函称,由于部队要撤往莫斯科以东的梁赞公路,故问伯爵能否通融派出警宪官员引导部队通过城市,这一消息对拉斯托普钦已非新闻。不仅从昨天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会面时算起,还要从波罗底诺战役算起——当时,所有会聚莫斯科的将军众口一词地说,不能再发起战役了;同时,在伯爵许可下,每晚都在运出公家的财产,居民也撤走一半——拉斯托普钦伯爵就已知道,莫斯科必将放弃;但是,以带有库图佐夫命令的便笺形式通知的、在夜间刚入睡时收到的这个消息,仍使伯爵惊讶和气愤。

后来,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解释这期间自己的行动时,多次在回忆录中写道,他当时有两项重要目标:demaintenirlatranquillitéaMoscouetd’enfairepartirleshabitants.①如果认可这一双重目标,拉斯托普钦的任何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。为什么不运走莫斯科的圣物、武器、子弹、火药和粮食储备,为什么欺骗成千万居民,说不会放弃莫斯科,不会把它毁灭掉呢?为了保持都城的平静,拉斯托普钦伯爵如此解释说。为什么运走政府机关一捆捆无用的文件,列比赫气球和别的物品呢?为的是使它变成一座空城,拉斯托普钦伯爵如此解释说。只要假设有什么事威胁着民众的安定,一切行为都是说得过去的——

①保持莫斯科的平静,疏散居民。

恐怖措施的全部可怕之处,就是以关心民众的安定作为依据。

拉斯托普钦伯爵有什么根据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民众的安定而担心?设想城里有骚动趋势的理由是什么?居民走了,军队后撤时挤满了莫斯科。结果,民众便会暴动,这是为什么呢?

不仅在莫斯科,也在全俄各地,在敌人打进来时,都没有发生类似骚动的事件。九月一日和二日,一万多人还留在莫斯科,除了一群人奉总司令之召聚在他府邸院子里之外,什么事也未发生。假如波罗底诺战役之后莫斯科的放弃已势在必行,或至少有此可能;假如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以鼓动民众,而是采取措施运走所有圣物、火药、子弹和钱币,并同民众开诚宣布城市要放弃,显而易见,便更不要担心在民众中会发生骚乱。

拉斯托普钦虽然有爱国热情,却是暴躁易怒的一个人,他一直在高层政界活动,对于他自以为在治理着的民众,没有丝毫的了解。从敌人最初进占斯摩棱斯克时候起,拉斯托普钦就为自己设想了一个支配民情——俄罗斯之心——的角色。他不仅觉得(正如每一行政长官都这样觉得)他是在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为,而且还觉得他通过措词低下、告示和传单支配着他们的心情,其实写在上面的一派胡言,民众在自己范围内是瞧不起的,当它从上面传下来时,民众也不理解,对扮演民情支配者的角色,拉斯托普钦为此而自鸣得意,他习以为常地以至于必须退出角色,没有任何英勇表现,也必须放弃莫斯科,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,他突然失掉脚下他赖以站立的土地,茫然不知所措了。他虽然已经知道,但直到最后一分钟仍不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莫斯科会放弃,所以,与此有关的事一件也没有作。居民的撤走,是违背他的意愿的。如果说搬走了一些机关,那也是应官员们的请求,伯爵不情愿地同意的。他本人只扮演那个他为自己弄到的角色。像常常发生在富有热情奔放的想象力的人身上那样,他早就知道莫斯科要被放弃,但他仅仅是靠推断才知道的,他不能用整个的心去相信,不能使想象去适应这一新情况。

他的整个活动,即竭尽全力的精力充沛的活动对民众(有多大用处、对民众有多大影响,则是另一问题),也就是致力于居民心中唤起他正体验着的情感——出于爱国主义而仇恨法国人,对自己怀有信心。

但当事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规模时,当不足以话语表示自己对法国人的仇恨时,当即使用战斗也不足以表示这种仇恨时,当自己对莫斯科问题的信心已经无用时,而全市居民一致抛弃财产、川流不息地离开莫斯科,以这一否定行为显示民情的全部威力时,——这时,拉斯托普钦选择的角色,突然变得毫无意义。他感到他本人突然间孤独、脆弱和可笑了,脚下没有土壤了。

从睡梦中被唤醒,接到库图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口吻的便笺,拉斯托普钦愈益觉得气愤,愈益感到自己不对了。所有托付他的东西还留在莫斯科,包括全部他应该运走的公家财产。全部运走已不可能了。

“这件事究竟是谁的错,谁造成的?”他想。“自然不是我。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,瞧,我把莫斯科掌握是牢牢的!瞧他们把事情闹到了什么地步!是些坏蛋,叛徒!”他想,虽然确定不了谁是坏蛋和叛徒,但他觉得必须仇恨这些坏蛋和叛徒,他们在使他处于虚伪可笑的境地,是有罪过的。

整个晚上,拉斯托普钦伯爵都在下达命令,听候命令的人来自莫斯科各处。近侍们从未见过伯爵如此阴郁和气急败坏。

“爵爷,领地注册局局长派人来请示……宗教法庭、枢密院、大学、孤儿院,副主教都派人来……问……关于消防队您有何指示?典狱官来了……精神病院监督来了……”整晚不停地向伯爵报告。

对所有这些问题,伯爵一概给予简略的愤怒的答复,以表示他的指示现在用不着了;他竭尽全力准备好的一切被某个人破坏了,而这个人将要对马上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。

“呶,告诉那个木头人,”他回答领地注册局里派来的人的请示,“他得留下来看管他的文件。喏,你干吗要问关于消防队的废话?有匹马嘛,让他们开到弗拉基米尔去。不是给法国人留下的。”

“爵爷,疯人院的监督来了,您有何指示?”

“有何指示吗?让他们都走,就这样……疯子嘛让他们都到城内去,放了就是了。我们这边是由疯子指挥军队,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。”

对于蹲在监狱里的囚犯问题,伯爵呵斥典狱官:“怎么,派给你两营人护送吗?派不出!放掉他们就完事了!”

“爵爷,还有政治犯:梅什科夫,韦烈夏金呢。”

“韦列夏金!他还没被绞死吗?”拉斯托普钦喊道,“带他到我这儿来。”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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