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,将近四十年过去了,我坐在这儿回顾和会长在一起的那晚,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痛苦的声音全归于沉寂。自从我离开养老町以后,我一直在担心,命运之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会在我的道路上设置另一个障碍。当然,这种担忧和奋斗也总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。当我们在汹涌的潜流中逆流而上时,每一个立足点都是至关重要。

但自从会长成为我旦那后,生活柔化成了舒适愉快的日子。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棵树 ,终于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沃土。我以前从不认为我比别人更幸运,但现在我这样想了。但我得说,我过了很长一段心满意足的生活后,才得以回顾从前,并发现生命曾经是一片荒芜。我想,只有当我们脱离苦境时,才能坦诚地倾诉苦痛。

我从小就怀抱着这样愚蠢的希望,总是想象自己成为会长的情妇后,生活就会尽善尽美。这是个幼稚的想法,但即使现在我长大了,仍然是这样想。我应该更清楚地知道:我有过多少次痛苦的教训,尽管我们希望能把扎进肉里的倒刺拔出来,但会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疤。我把延永远地摒弃在我生活之外,不仅失去了他的友谊,还把自己也永远摒弃在祇园之外了。

原因很简单,我早该知道它会发生。一个人赢得了朋友渴望得到的东西,他就面临两难选择:如果能办到,就把东西藏到朋友永远看不到的地方,否则便要承受友情的破裂。这就是我和南瓜之间的问题,我们的友谊在我被收养后再也没有恢复。因此会长就当我旦那的事和妈妈谈判了几个月,最后达成协议,我不能再当艺伎了。但妈妈不同意,如果我不再是新田家的人,她就再也无法从会长那里收取年金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长答应每个月给艺馆一大笔钱,条件是妈妈同意让我不当艺伎。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艺馆,但不用早晨去那个小学校,不必在祇园转悠,出席一些特别的场合,当然也无须晚上去陪宴了。

我成为会长情妇后一年的春天,他在京都东北角买下一栋豪华住宅。它本是为招待公司的贵宾,但实际上会长用得比谁都多。他和我每周有三四个晚上在那里共度,有时还次数更多。我们边聊边用晚餐,看着仆人点亮花园里的灯。

通常会长一来就会聊一阵子工作。他会跟我说一件新产品有什么问题,装载零件的卡车又出了什么事故,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。我当然是乐意安坐倾听,我很清楚,会长对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知道,而是为了把这些事从头脑里清理出去。我听着听着,就发现他的音调柔和下去了。这时候,我就换过话题,不再谈工作上的正经事,而是随便讲些别的,比如他清早上班路上的事啦,几天前我们在疗养所看的电影啦,我从豆叶那里听来的趣事啦。

会长有两个女儿,没有儿子。他想让大女儿嫁给一个叫西阪稔的人,让他入赘并继承他的事业,但到了最后关头,西阪先生改变了心意,告诉会长他不想参加婚礼了。有一周多的时间,会长心情恶劣,毫无缘由地训斥仆人和我。我从未见他如此心烦。

虽然没人告诉我西阪变心的原因,其实我知道,他在答应继承会长的事业之后,发现他有了个私生子……众所周知,会长为膝下无子而苦闷,并深爱他的两个女儿。有没有可能他同样会疼爱一个私生子,并把一手创办的公司交给这个私生子呢?

饭后,我们坐在“富真疗养所”户外的走廊上,望着长满青苔的花园。会长在生闷气,自从饭菜送上来后就没有说过话。

“我一直想着一力亭茶屋,”我说,“说实话,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怀念陪宴的日子。”

“当然,我不能回祇园工作,这点我非常清楚。但我想,旦那……能在纽约开一家小茶屋吗?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”他说,“你想离开日本,真是莫名其妙。”

“现在日本商人和政客去纽约,就和乌龟进池塘一样正常,”我说,“大多数都是我认识多年的人。确实,离开日本会很突然,但考虑到旦那将来在美国的时间会越来越多……”我知道确实如此,因为他告诉过我他要在纽约开设分公司的设想。

“小百合,我对此没有兴趣。”他说道。我想他还有话说,但我装着没听见,继续说了下去。

“别人说,在两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,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,”我说,“所以当然啦,母亲要是带着她的孩子去美国这种地方,聪明的话,大概是会定居在那里了。”

“小百合……”

“那就是说,”我又说,“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选择,大概是永远不会带她的孩子回日本了。”

到这时会长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,我从日本除去了西阪稔成为他继承人的唯一障碍。他脸上顿时出现了惊诧的神色。接着,他大概脑海中浮现出我离他而去的情景,怒气就像鸡蛋一样被砸破了,眼角聚起一滴泪水。

那年八月,我移民纽约,开办了我自己的一家小茶屋,接待到美国旅行的日本商人和政客。我的小茶屋座落在第五大街附近,几乎是一开张就生意不错。许多来自祇园的艺伎都到我这里来工作,豆叶也常常来访。现在只有当好朋友和老熟人来时,我才亲自去接待,平时我则有许多活动。上午我常去一群当地的日本作家和艺术家那里,学习我们感兴趣的东西,如诗歌、音乐,有一个月我们还学纽约历史。

我掀开镜子上的锦缎罩子时,常想起我在祇园常用的乳白色化妆品。我真想回去看看,但我又怕看到种种变化。每次从京都来的朋友带照片给我看,我就常想,祇园已经像一个经营不善的花园一样,长满了野草。比如说,几年前,妈妈死了,新田艺馆被拆除,原地建了一幢小水泥楼,底楼开书店,上面是两间公寓。

我刚到祇园时,那里有八百名艺伎,现在则六十个都不到,学徒也不多。而且这个数字 逐日递减。会长最后一次来纽约时,他和我在中央公园里散步。我们偶尔谈到了过去,当时正走上一条松林小径,会长突然停下脚步。他经常告诉我,在大阪城外,他老家门口道路两旁种满了松树。我看着他,就知道他想起了它们。他一双风烛残年的手撑在拐杖上,闭着眼,深深地呼吸着旧日的香味。

“有时候,”他叹了口气,“我想,我记忆里的东西要比我看到的真实得多。”

我年轻时,曾相信激情会随年龄增长而淡漠,正如屋子里的一杯水会慢慢蒸发到空气中。但是,会长和我回到公寓,我们互相干杯,彼此还是情深意切。我开始觉得,已经死去或离我而去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消逝,而是一直活在我心中。

几个月后,他过世了。我知道,他在高寿之年离开我,正如树叶飘零枝干,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有时候我穿过公园大道时,也突然会有种奇特的感觉,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。黄色计程车稳稳前行,按着喇叭,挎着手提包的妇女看到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妇,穿着和服站在街角,脸上也会显出好奇之色。但说回来,如果我回到养老町,难道就不会感到陌生吗?若不是田中先生把我带离醉屋,小小年纪的我,从不相信生活会是一场搏击。但如今我知道,我们的世界潮涨潮落,并无恒常。无论是怎样的奋斗和成功,无论何等的痛苦和磨砺,都会很快渗入浪涛中,就像水墨颜料泼洒在纸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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