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房之后我在床上将卷成一卷的传真纸展开。显然他们把整个档案都传过来了,总共三十六张。有些页数上只有寥寥几行字,有些却挤得密密麻麻。

整理时,我突然想到这情况和我当警察的时候多么不同。那时我们没有打印机,更不要说传真机了。那时想看玛丽·戈特斯坎德的档案,唯一的法子便是自己到皇后区去,当场快速浏览一遍,肯定还有另一个毛毛躁躁的警察在你肩膀后面拼命催你。

现在你只需要把东西全往传真机里一放,它便会像变魔术似的,出现在在五或十里外的地方,甚至是地球的另一端,档案正本却从未离开存放的地方,没有任何人未经授权溜进去偷瞄过,所以大家都不必为了安全疏忽罪而绷紧神经。

而我也有充裕的时间仔细阅读戈特斯坎德的档案。

这样最好,因为我本来并不知道我到底想找什么。从我离警察局之后,唯一没有改变的事实便是办案时的公文浩繁。不论当什么样的警察,真正做事的时间远比花在建立纸上记录、撰写报告的时间少得多。一部分原因是普遍存在的无聊的官僚制度,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大家都在打太极,到时候好方便推卸责任。不过大部分公文都是不可避免的,警方办案是一项群策群力的工作,最简单的调查也得由不同的人员分担,如果不把它全写下来,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查得怎么样了。

我先整个看了一遍,之后再抽出几张重读一次。有一件事变得极为明显,那就是戈特斯坎德被的掳劫案和弗朗辛·库利在布鲁克林被绑架案出奇地相似。我将相似点列了出来:

1、两个女人都在商业区街道上遭到挟持。

2、两个女人都是停车后在附近步行购物。

3、两人都被两名男子架走。

4、两次事件中,目击者均描述绑匪身高体重皆相似,且穿着一致。掳走戈特斯坎德的人都穿卡其布裤及深蓝色风衣。

5、两个女人都被货车载走。几位目击者描述伍德海芬那辆货车为淡蓝色厢型车。其中一位特别强调是福特牌,并提供了车牌号码中的几个数字,但该线索并没有导出任何结果。

6、几位目击者皆认为货车车身漆有某家电用品公司行号字样,有人说是PJ家电,有人说B&J家电,还有其他说法。第二行写着“经销服务”。没有地址,但目击者声称有电话号码,但没有人能确定。经彻底调查后,确定与该区无数家家电用品经销及服务公司无关,结论显示车身上的公司名称与车牌号码皆系伪造。

7、玛丽·戈特斯坎德二十八岁,纽约市的小学代课老师。包括被挟持当天,共在里奇伍德小学担任了三天四年级的代课老师。她身高与弗朗辛·库利差不多,体重相差不过数磅。金发,淡色皮肤;而弗朗辛·库利则为黑发,橄榄色皮肤。档案里没有她的照片,只有在森林公园内拍到的现场照片,但根据认识她的人提供的证词,她看起来相当吸引人。

也有不同的地方。玛丽·戈特斯坎德未婚。她和上一次代课的学校里一位男老师约会过几次,但关系并未进一步发展,他在她死亡时间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懈可击。

玛丽和父母住在一起,父亲曾是蒸汽机装配员,后来因公受伤,在家领取伤残抚恤金,并经营一家小型邮购公司。母亲帮忙经营,同时替邻近几家企业担任兼职记账员。玛丽本人及其父母看起来都和地下毒品世界毫无关联。他们也不是阿拉伯人,或腓尼基人。

验尸部分当然非常详尽,报告上也记了很多细节。死因是胸部及下腹部多处刀伤,其中有数刀皆为致命伤。有被轮奸的迹象,肛门、阴道、口腔及一处刀伤内皆有男性精子采样。法医检验报告显示凶刀至少有两把,而且两把都可能是菜刀,其中一把的刀锋比较长,也较宽。精子化验分析显示至少有两名行凶者。

除了刀伤之外,裸露的尸体上还有多处瘀伤,显示受害者曾经遭受殴打。最后,有一件事我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没注意,验尸报告显示,死者左手的拇指及食指遭到切除。两根指头后来找到了,食指在她阴道中,拇指在她直肠里。

天哪!

读那份档案令我麻木不仁,感觉迟钝,也许这正是我第一次读时错过拇指和食指细节的原因。那名女子的验尸报告以及它在我脑海中产生的她最后时刻情形想象,皆非正常人心智所愿意承受的。档案里的其他记录,如与她父母及同事的访谈,描绘出一幅玛丽·戈特斯坎德活着的时候的画面,而验尸报告却把这个活生生的人,变成一堆曾经遭受了可怕摧残的死肉。

我坐在那儿,为刚才读过的东西感到精疲力竭,这时电话响了。接听之后一个我熟悉的声音说:“怎么样,马修?”

“嘿,TJ。”

“你好不好?哇,你可真难找,永远不在家,到处跑,忙得很。”

“我收到你留的话了,可是你没留电话号码。”

“我没号码可留。我要是个毒贩,可能还有个寻呼机,那样你会比较高兴吗?”

“如果你是毒贩,你就会带手提电话了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给我一辆长长的车,里面装有电话的,我就坐在里面想那些长长的想法,做些长长的事。大哥,说真的,你真难找!”

“你打了不只一次吧,TJ?我只收到一个口信。”

“这个嘛,我不太喜欢浪费二毛五的铜板。”

“怎么说?”

“你知道,我把你的电话摸清楚了。和应答机一样,响三四声就会自动接通的那种。柜台后面那只黑狗每次都在你的电话响四声后就插进来。你那里就一个房间大,响三声以前一定可以拿起电话,除非你在厕所。”

“所以你每次响三声就挂断。”

“这样还可以把我的铜板拿回来,除非我想留话。留一次就够了,干嘛再留?回家以后看到一大堆口信,你心里一定想:‘这个TJ,一定撬了停车计时收费器,身上太多铜板,不知道该怎么办!’”

我笑了。

“你有工作?”

“猜对了。”

“大项目的?”

“挺大的。”

“有没有TJ的份?”

“目前还没有。”

“大哥,你没有仔细看嘛!一定有我可以做的事,这样才可以把拼命打电话给你用掉的铜板补回来啊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?没有跟黑手党干上吧?”

“恐怕没有。”

“我很高兴,因为那些家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你看过《好家伙》吧?大哥,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噢,讨厌,我的硬币用完了。”

一个录音插进来,要求投币,每分钟五分钱。

我说:“把电话号码给我,我打给你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就是你现在用的电话号码。”

“不行,”他又说了一遍,“上面没有号码。他们把公用电话上的号码全部涂掉了,免得玩家靠它们联络。没问题,我有零钱。”他丢了一个硬币,电话又接通了,“毒贩子还是知道号码的,不管电话上面有没有,他们生意还是照做。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想打电话给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,才会没办法。”

“这东西还真棒。”

“酷!我们还是在通话啊,对不对?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,那只会逼我们变得更有办法。”

“再投一个硬币就是你的办法。”

“没错,马修。我就用我的办法,这就叫做‘有办法’。”

“明天你要去哪里,TJ?”

“去哪里?噢,我不知道。也许我会乘协和超音速喷射客机飞去巴黎,现在没决定。”

我突然想到他可以用我的机票飞去爱尔兰,可是他大概没有护照。而且我看爱尔兰也许也不适合他,他也许还不适合爱尔兰。“我明天呢,”他很严肃的说,“会在他妈的杜斯,大哥!我还能去哪里?”

“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。”

“什么时候?”

“都行,十二点,十二点半?”

“到底几点?”

“十二点半。”

“中午十二点半还是晚上十二点半?”

“中午,我们吃午饭。”

“中午、晚上,什么时候不能吃午饭啊?”他说,“你要我去你旅馆吗?”

“不必,”我说,“因为我很可能会取消,又没办法通知你,我不想放你鸽子。你在杜斯挑个地方,我要是不出现,咱们可以再约时间。”

“酷!”他说,“你知道那家录相器材大卖场吧?往上城去的那一边,离第八大道拐角两三家店的地方,有一家橱窗里放把瑞士军刀的商店,大哥,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关的——”

“他们还一套一套地卖呢。”

“对,而且他们还用它作智商测试。不能组合?回去重念小学一年级!你知道我在讲哪家店吧?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隔壁就是地铁入口,沿着楼梯往下走,但别一直走到底,旁边就是录相器材卖场大门。你知道我说的地方吧?”

“我应该可以找得到。”

“你说十二点半?”

“就这么定了,TJ!”

“嘿,”他说:“你知道吗?你有长进哦!”

和TJ讲完电话之后我感觉好多了,通常他对我都有这种效果。我把我们的午餐约会记下,然后再一次拿起戈特斯坎德的档案。

凶手是同一帮人。肯定是!两件案子做案手法相似之处太多,不可能是巧合。而拇指与食指的切除与插入,更像是他们对弗朗辛·库利进行的大规模屠宰的预演。

但是,这段时间他们又在做什么呢?躲起来冬眠吗?一年都不动声色?

看起来不太可能。与性暴力有关的案件——连续强奸、杀人——似乎都是一种瘾,就像一种强力毒品,能够暂时让你从自我的牢狱中得到解脱。杀死玛丽·戈特斯坎德的凶手干了一桩排练完美的掳人案,一年之后又重新上演一遍,只在细节上做了些小小的改变,当然还加上贪图暴利的动机。为什么等这么久?这期间他们在干什么?

是否还有其他的绑架案,却没有人把它们和戈特斯坎德案件联系在一起?很有可能。现在纽约市五个区的谋杀加起来每天超过七起,很多媒体都懒得多作报道。不过,如果敢在一大堆目击证人眼前在大街上将一个女人掳走,还是会上报的。只要警方悬案记录里有类似的案例,把两件案子联想在一起是必然的。

不过换个角度来看,弗朗辛·库利也是当着大街上很多目击者前被掳走的,而报社和一一二区却没有一个人听到半点风声。

或许他们真的一年都没有行动,或许其中一个人、甚至不只一个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牢里,或许强奸杀人的嗜好让他们犯下了更可怕的罪行,就像开空头支票一样。

也可能他们一直都很活跃,却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注意。

不论是哪一种情况,现在我都可以确定我先前的一个疑点。他们曾经做过同样的事;就算不为图利,也为了快感。这么一来,找到他们的机率便提高了许多,但同时,这件事的危险性也提高很多。

因为他们还会再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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