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人?中国人?

——龚琳达的故事

女儿想去中国度她第二次婚姻的蜜月,可又有点害怕:“假如他们把我和中国人混成一体,不让我回美国,那该怎么办?”

我安慰她:“别担心。在中国,你根本无需开口,他们就看得出你属‘外面来的’了。”

“什么?”女儿不信。她从来就喜欢刨根问底。

“我说,你就是穿上他们的衣服,不化妆、不戴首饰,他们光从你走路的样子,就看得出你是外边来的。”

女儿听了我这番话后很不高兴,因为言下之意,就是说她不像中国人。在她脸上,显出一种美国式的痛苦。十年前,她会因为不像中国人而叫好,但现在,她却迫切想做个中国人,而今这是很时髦的。可她却已醒悟得太晚了。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教她讲中国话,可她就是听不进。她唯一能讲的中国话是“谢谢”,“关灯睡觉”,“火车”和“吃饭”。可在中国,靠这些“关灯睡觉”的中国话,怎么行呢?她怎么还担心会与中国人混为一体?事实上,除了她的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,她的内部,全是美国制造的。

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:长期来,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,可我哪能料到,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,不可混和的。

我让她学习适应美国的环境。什么叫美国的环境?假如你在美国出生贫穷,这并不是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,你可以先争取到个奖学金。如果你让哪片屋瓦砸破头,不必为你的晦气而哭泣,你可以去控告屋主……在美国,反正你可以任意改变你处身的境地。

她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切。可我却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:如何服从父母,听妈妈的话,凡事不露声色,不要锋芒毕露……容易的东西都不值得去追求,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……

她才不听这一套呢,在我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,她只顾嚼口香糖,巴嗒巴嗒的,然后吹起一只比她自己脸颊还大的泡泡。

“喝干你的咖啡杯,”昨天我对她说,“不要剩下一点,罪过的。”

“又来了,妈,你别这样老派,”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,“别再对我管头管脚了,我是我自己的。”

她怎么可能只是她自己的?我何时放弃过她?

女儿又要结婚了,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顾的那家美容院,去请教她那有名的劳雷先生。我知道她的用意:她对我的打扮不满意,觉得有失她的面子,在她丈夫、公婆和律师及诸亲友前不好交代:人们会想,薇弗莱的母亲怎么如此老式如此土气呀!

“我可以让安梅姨帮我做头发。”我说。

“可劳雷却是著名的理发师,他的头发做得极好!”女儿似没听见我说的;自顾滔滔地说开。

我只好坐上劳雷先生的理发椅,然后女儿开始在一边指手划脚地评判着我的头发,好像我是个木头人似的。“看,怎么都扁平了,波纹都直掉了。”她批评了一通,“她需要剪一剪烫一烫。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头发的,从没进过美容院。”

她从镜里看着劳雷先生,劳雷先生则从镜子里打量我,一种职业性的打量。

“她要做什么式样?”劳雷先生问,他以为我不懂英语,说着,捏捏我的头发。

“妈,你要做怎样的式样?”我不明白为什么,她突然给我做起翻译了,未及我开口,她又自作主张地对劳雷说:“她想隐隐有一曲波浪,但不要剪削得太短,否则待举行婚礼时,头发会蓬松起来。她不喜欢烫得太卷曲,也不喜欢太古怪。”

然后,她又回头大声对我翻译着:“是吗,妈?是不是不要烫得太卷曲?”

我笑了笑,一种挺美国式的微笑,但在美国人看来,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,一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。可我心里泛起的,却是一股羞愧。我之所以羞愧,是因为她,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,可我一直却是,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。

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。

劳雷先生继续摆弄了一番我的头发,然后他看看我,又看看我女儿,说了一番实在令我女儿很沮丧的话:“哎唷,真是不可思议,你俩长得多像!”

我笑了,这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微笑,可我女儿的笑容,却显得十分勉强。只见劳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个响指:“洗头!给龚太太洗头。”

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,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,说:

“脸颊是一样的,”她指指我的脸颊,又晃晃她自己的,然后再撮起嘴唇,将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进去,再次端详着镜中的自己,与我比较着。

“一张脸的长相,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,还可以推测未来。”我随口说。

“什么意思?”她问。

该轮到我说了。瞧这两张脸,那么相像!这么说,连同快乐、悲忧、好运和过失,都会十分相像了。

我想到自己的母亲,很久很久以前,在中国,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时。

我的母亲——你的外婆,一次曾专门为我看了相。那晚正是大年夜,过了年我将是十岁了,这在中国是一个大生日。或许正看在这一点上,她没有讲太多批评我的话。

“你很有福气,”她说着捏捏我耳垂,“瞧这对又肥又厚的耳垂子,就像我的一样。耳垂子边薄的,生来就是穷命。你长着一对好福气的耳朵,但你必须不放过任何机会。”

然后她又轻轻拍拍我下巴:“下巴正好,不长不短,说明你的寿数恰到好处。

寿命太长也不好,变成一种负担了。”

至于鼻子,你外婆说:“你的鼻子也像我,鼻孔不太大,因此守得住钱财,鼻子挺直,也是个好相,鼻子不正的女孩,运气总不好。”

然后她又掰开我的头发:“我们的额头也很像,或许你的前额比我更宽,因此你比我更聪明。而你的发鬓长得比我低,这说明你在年轻时,生活上会有些坎坷……眼睛也很好,是诚实热情的,你会成为个好妻子、好母亲和好媳妇。”

当时我还很小,我很希望长得更像母亲一点,因此,不觉时时模仿她的表情和举止。

我变得和她越来越像了。可一次洪水,却让我和母亲分开了。我的第一个婆家把我撵出来了,然后又是一场战争,接着过了一个大洋,把我带到新的国度。妈再也不会知道,这些年来,我的脸相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我的嘴角开始者往两边耷拉,而我的眼睛,也开始很美国化地左顾右盼,而在旧金山一辆拥挤的电车上,一个急刹车,把我的鼻子撞歪了,那正好是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。

在美国,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,那是很困难的。甚至在我还未去美国以前,在北京,我就特地花钱请了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姐,让她教我该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。

她曾经如此对我说过:“在美国,你万万不能对人说,你要永远留在美国。如果你是个中国人,你一定得说你羡慕美国的教育及他们的思维方式,你必得向他们表示,你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,然后把学到的本领献给中国人民。”

“那……如果他们问我,我想学哪一门专业,我该怎么说?”

“宗教,你一定得说,你要学习宗教。”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此教导我,“美国人对宗教,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的想法,各有不同。因此在这方面,无所谓对与不对。你只要对他们说:‘我是为上帝而赴美深造’,他们立时会十分敬仰你。”

然后,这女孩子代我填写了一份表格,我再把她所写的抄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我完全能默写下来为止。在姓名一栏上,我填上琳达·孙,生辰日期:1918年5月11日,出生地:中国太原。而在职业一栏,我写上神学院的学生。

最后,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,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:“首先,你必须找个丈夫,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。”

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,她很快又补充着:“当然,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。

‘公民’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,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,那你还得做第二件事,就是生个孩子。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,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送终的,你说呢?”我们哈哈大笑。

“不过,尽管如此,你还是得小心,”她对我说,“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孩,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,你必须回答吓,你还没结婚呢。’语气要诚恳虔诚,表情要真挚坦然。”

当时的我,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,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:“要知道,你一旦生了个孩子,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,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,懂不懂?”

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,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,难道平时的我,给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?

我女儿总跟人家说,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。这话是不对的。我并不是那样穷。我是乘飞机,而不是坐船来的。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钱,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,也积了一笔钱,因此我并不穷。但我乘的那班飞机,却飞了三个星期:它在香港、越南、菲律宾、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,因此待最后抵达美国时,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。

女儿,你还者要跟别人说:我是在“中国屋”餐馆遇到你父亲的,说是我有一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,上面写着,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,我刚把那张纸放下,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,后来,我就嫁给他了。你真会胡开玩笑。

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,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。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“中国屋”吃中国菜。如今这家“中国屋”餐馆已拆掉了,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馆,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“麦东楼”三个字。这简直在胡搞,什么“麦东楼”!唉,你呀,你们呀,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。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。

我刚到时,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,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,就让我进关了。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。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,来到加利福尼亚街,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,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,布告栏上写着: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,中国礼拜。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,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哪里做礼拜,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。随后我穿过马路,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,只见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: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——美国国家银行。当时我就想,噢,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。今天,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,可当年那幢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,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,就是现在,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儿供职,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。

当女儿听到这里,总会乐得哈哈大笑。看不出吧,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的。

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,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、阴暗和肮脏,虽然一路上能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,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,我弄不明白,为什么人们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?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之类?

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,琳达在这里搅混了。——译者注

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,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望,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,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。这是一幢绿色大楼,一大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。在402号,一个老太太出来了,她一开口就抱怨着,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。然后,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,随后她向我摊开她的手,我给了她一美元,她不屑地瞄了眼,说:“小姐,”她用汉语说,“这里是美国,哪怕一个叫花子,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。”我又给了她一美元,她说:“唷,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!”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,她这才不吭声了。

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,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。这种廉价公寓,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,然后,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上,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。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。本来我希望能做个售货员,但我的英语不行。而这个工作,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。我马上知道,这种行当,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,因此我马上辞掉了,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涂掉了。而其他职业,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,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,打下了根基,发了洋财,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。

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:“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,这很有道理。后来,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。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,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煎饼,而我要做的,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,嵌进一张命运条,然后趁着煎饼尚未变硬时,把它们对折。这工作看着简单,却十分辛苦。你如果下手太快,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,落手太慢,甜饼就会变硬,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,而且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。

只做了一天,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。第二天,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,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。第三天,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。但熬了一个星期后,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。这时,我才有暇发现,我的一边是个沉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,她不苟言笑,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。我的另一边,是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,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,次品极少,我怀疑她根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。她长得很丰满。

“暧,小姐,”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,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快,因为,她也讲国语。“你想过没有,有一天,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?”她这样问我。

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。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:“不要在洗衣服时与人打架,否则即使你得胜了,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。”

我还没能听懂,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:“钱是万恶之首,它会让你因不满足而去盗窃。”

“什么废话!”我说着,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。

“这就是命运!”那年轻女工解释着,“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。”

“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,”我说,“这些话语毫无意义,根本不是什么命运,只是一派胡言乱语。”

“不,小姐,”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,“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,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,看看谁得到它们了。”

这个年轻女工,就是许安梅。看,就是安梅姨。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。

有一天,安梅对我说:“琳达,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。我丈夫的一个朋友,想找个中国太太,当然,他还不是美国公民,但我肯定知道,他有办法拿到公民身份的。”就这样,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。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,这次我可以自己选择:行或者不行,我都可以自己选择。

但第一眼看见你爸,我就不大顺眼。他是个广东人!我怎能嫁给一个广东人呢?但安梅姨却说:“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我们已经不在中国,不再需要非找个同乡故里的丈夫不可。在美国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乡。”

第一次与你父亲见面,我们两人都挺害羞的。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方言:广东话和国语,我们便一起去上英语课,讲英语,有时将汉字写在纸上来帮助理解对方的意思。但对于要结成一对夫妇的男女来说,这样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,而这样的谈话方式,颇像英语课上的会话:“我看见一只猫,我看见一只老鼠,这是帽子。”

但我很快就觉得,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。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,与我谈话。

比如,他手绕着自己头发,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,我便知道,他所供职的那个太平洋电话公司,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。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,他具有演员的天才。

后来我才发现,他的职业,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,那样重要,甚至也没那样好。这时,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,我总要问他,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个更好一点的职位?这时,他便装聋作哑了。

至今我也对自己好生奇怪,为什么我非要抓住婚姻这个字眼呢?我想,那全是因为安梅给我灌输的那一套。她常跟我说:“在电影里,男孩和女孩传字条,然后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。你也需要做点这样的游戏,否则,待你醒悟过来,你已成为个老太婆了。”

那晚,安梅和我在当班上,拼命搜觅命运纸条,我们想找一张合适的给你父亲。

安梅已选好了一大堆候选的纸条堆在一边。其中一条写着:“金钢钻是女孩子最好的伴侣,对一个好朋友,你永远不要原地踏步。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,那就是求婚的时候了。”

我自己选中了一条:“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,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。”我悄悄把这张命运纸包在一只煎饼内,然后把这煎饼小心包好。

次日下午英语课后,我将手伸进自个的挎包,故意惊叫一声,然后从中摸出一只甜煎饼:“看,一只甜煎饼。哎唷,整天看着这些甜煎饼都看得我倒胃口了,这只给你吃吧!”

他接过煎饼巴哈巴喀地吃起来,一边读着嵌在里面的命运纸。我便假惺惺地凑上去说:“那纸上写着些什么?”他不吭声,我催着他:“翻给我听听。”

那天我们正在朴次茅丝广场散步,那是个雾蒙蒙的黄昏,穿着薄呢大衣的我,觉得冷飕飕的,因此我希望你父亲快点向我求婚,我可以早点回去了。只见他认真地读完了那张命运纸条,然后颇严肃地说:“哎呀,spouse这个词怎么解释?待我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诉你。”

第二天,他便用英语对我说:“琳达,你能做我的配偶吗?”我听了哈哈大笑,他那个用词实在不大妥帖。就这样,我们决定结婚了。

一个月后,我们在第一浸礼会,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,举行了婚礼。九个月后,你爸和我,就拿到了我们的公民证明——一个又胖又重的男婴,你大哥温斯顿。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名字,是因为它由“赢得”和“吨”①两个单词组成,我要培养一个一生可以赢得好多好多的儿子,他要赢得许多东西:钱财、声誉、富裕的生活……那时我就想,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一切都会有的,我怎么会料到,温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,那时,他才十六岁!

温斯顿出世两年后,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,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,是因为这发音很像“赢一百”,也是赚钱的声音。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,我在公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,这以后,你出世了。

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,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,实在长得太像我。我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,我给你取名薇弗莱,那是我们住的街名。我住在这里,但将来你长大了,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。

①Wins——赢得,ton——吨。——译者注

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,我的头发依旧柔软、乌黑。

“哇,妈,你真行。婚礼上,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。”

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,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,这种缺陷我也带给了我女儿。

“哎呀,你的鼻子怎么了?”我失声叫了出来。

她看看镜子,莫名其妙地耸耸肩。“怎么了?我鼻子没什么呀!”

“它怎么有点歪曲的?”我问,的确,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。

“怎么啦,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!”

“它确实是歪掉了,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。”

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,头一侧,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,说:“别傻了,妈妈。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,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。”

“这个‘devious’是什么意思?”我问。

“就是……曲折,喏,一条路不是坦直的,它有许多支路,我们可以走这条也可以走那条,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,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。我们讲着所想的,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。”

“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?”我问。

她笑了:“才不呢。人都有两面性。”

“这样好吗?”

“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,那当然是好的。”

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,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,我实在弄不明白,哪个是中国式的,哪个是美国式的。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,取其一,多年来,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,考虑取舍。

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,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,也不穿颜色过分鲜艳的衣服,我用他们的货币,讲他们的语言,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国人,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。

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:我到底失却了什么?我又得到了什么?我不知道,我女儿是怎样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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