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怜天下慈母心

——吴精美的故事

妈相信,在美国,任何梦想都能成为事实。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:开家餐馆,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,以期得到很高的退休待遇。你可以不用付一个子儿的现金,就可以买到一幢房子。你有可能发财,也有可能出人头地,反正,到处是机会。

在我九岁时,妈就对我说:“你也能成为天才。你会样样事都应付得很出色的。

琳达姨算什么?她那女儿,只不过心眼多一点而已。”

妈将一切未遂的心愿、希望,都寄托在美国这片土地上。她是在1949年来到美国的。在中国,她丧失了一切:双亲,家园,她的前夫和一对孪生女儿。但她对过去的一切,从不用悲恸的目光去回顾,眼前,她有太多的打算,以便将生活安排得更好。

至于我将成为哪方面的天才,妈并不急于立时拍板定案。起初,她认为我完全可以成为个中国的秀兰·邓波儿。我们不放过电视里的秀兰·邓波儿的旧片子,每每这时,妈便会抬起我的手臂往屏幕频频挥动:“你——看,”这用的是汉语。而我,也确实看见秀兰摆出轻盈的舞姿,或演唱一支水手歌,有时,则将嘴唇撅成个圆圆的“0”字,说一声“哦,我的上帝”。

当屏幕上的秀兰双目满噙着晶莹的泪珠时,妈又说了:“你看,你早就会哭了。

哭不需要什么天才!”

立时,妈有了培养目标了。她把我带去我们附近一家美容培训班开办的理发店,把我交到一个学员手里。这个学生,甚至连剪刀都拿不像,经她一番折腾,我的头发,成了一堆稀浓不均的鬈曲的乱草堆。妈伤心地说:

“你看着,像个中国黑人了。”

美容培训班的指导老师不得不亲自出马,再操起剪刀来修理我头上那湿漉漉的一团。“彼得·潘的式样,近日是非常时行的。”那位指导老师向妈吹嘘着。

我的头发,已剪成个男孩子样,前面留着浓密的、直至眉毛的刘海。我挺喜欢这次理发,它令我确信,我将前途无量。

确实刚开始,我跟妈一样兴奋,或许要更兴奋。我憧憬着自己种种各不相同的天才形象,犹如一位已在天幕侧摆好优美姿势的芭蕾舞演员,只等着音乐的腾起,即踮起足尖翩然起舞。我就像降生在马槽里的圣婴,是从南瓜马车上下来的灰姑娘……

反正我觉得,我立时会变得十分完美:父母会称赞我,我再不会挨骂,我会应有尽有,不用为着没有能得到某样心想的东西而赌气不快。

然而看来,天才本身对我,颇有点不耐烦了:“你再不成才,我就走了,再也不来光顾你了,”它警告着,“这一来,你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每天晚饭后,我和妈就坐在厨房桌边,她每天给我作一些智力测试,这些测试题目,是她从《信不信由你》、《好管家》、《读者文摘》等杂志里收罗来的。在家里洗澡间里,我们有一大堆这样的旧杂志,那是妈从她做清洁工的那些住户家里要来的。每周,她为好几户住户做清洁工。因此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旧杂志,她从中搜寻着各种有关天才孩子的智力培养和他们成才的过程。

开始这种测试的当晚,她就给我讲了一个三岁神童的故事,他能诸熟地背出各州的首府,甚至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名字。另一位教师证明,这小男孩能正确无误地拼出外国城市的名字。

“芬兰的首都是哪?”于是,母亲当场对我开始测试了。

天呀,我只知道加州的首府!因为我们在唐人街上住的街名,就叫萨克拉曼多。

“乃洛比!”我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,所能想象得出的最奇特的外国字。

测试的题目越来越复杂了:心算乘法,在一叠扑克牌里抽出红心皇后,做倒立动作,预测洛杉矶、纽约和伦敦的气温。

还有一次,妈让我读三分钟《圣经》,然后说出我所读过的内容。“现在,耶和华非有丰富的财富和荣誉……妈,我只记得这一句。”

再次看到妈失望的眼神之后,我内心对成才的激动和向往,也消遁了。我开始憎恨这样的测试,每一次都是以满怀希望开始,以失望而告终。那晚上床之前,我站在浴室的洗脸盆镜子前,看到一张普普通通,毫无出众之处的哭丧着的脸——我哭了。我尖叫着,跺脚,就像一只发怒的小兽,拼命去抓镜中那个丑女孩的脸。

随后,忽然我似乎这才发现了真正的天才的自己,镜中的女孩,闪眨着聪明强硬的目光看着我,一个新的念头从我心里升起:我就是我,我不愿让她来任意改变我。我向自己起誓,我要永远保持原来的我。

所以后来,每当妈再要我做什么测试时,我便做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,将手肘撑在桌上,头懒懒地倚在上面,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事实上,我也实在无法专心。当妈又开始她的测试课时,我便开始专心倾听迷雾茫茫的海湾处的浪涛声,那沉闷的声响,颇似一条在气喘吁吁奔跑的母牛。几次下来,妈放弃了对我的测试。

两三个月安然无事地过去了,其间,再没提一个有关“天才”的字眼了。一天,妈在看电视,那是艾德·索利凡的专题节目,一个小女孩正在表演钢琴独奏。这是台很旧的电视机,发出的声音时响时轻,有时甚至还会停顿。每每它哑巴的时候,妈就要起身去调整它,待她还没走到电视机前,电视机又讲话了,于是就像故意要作弄她一番似的,反正她一离沙发,电视就出声了,她一坐下,艾德就变哑巴。最后,妈索性守在电视机边,将手按在键盘上。

电视里的琴声似令她着迷了,只见演奏者既有力,又柔和地敲着琴键,突地,一阵密切铿锵的琶音倾泻而下,犹如决堤的洪水,翻江倒海地奔腾起来,只见她手腕一抬,那激动急骤的旋律顿时烟消云散了,那含有诗意、温存的音符,从她手指尖下飘逸出来。

“你——看!”我妈说着,急促地把我叫到电视机前。

我马上领会了,妈为什么这样深深地被琴声迷住。原来,那个正在向观众行屈膝礼的演奏者,不过只八九岁的光景。而且同样是一个留着彼得·潘发式的中国女孩子。她穿着蓬松的白色短裙,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康乃馨。在她优雅地行礼时,既有秀兰·邓波儿的活泼,又持典型的中国式的谦和。

我们家反正没有钢琴,也没有钱买钢琴,所以,当妈一再将这个小钢琴家作话题时,我竟失却了警惕,大咧咧地说起大话了。

“弹倒弹得不错,就是怎么她自己不跟着唱。”我妈对我批评着那个女孩子。

“你要求太高了,”我一不小心说溜了嘴!“她弹得蛮不错了。虽然说不上最好,但至少,她已很下过一番苦功了。”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。

果然,妈抓住我小辫子了。“所以呀,”她说,“可你,连一点苦功都不肯下。”她有点愠怒地拉长着脸,又回到沙发上去。

电视里的那个中国女孩子,也重番坐下再弹了一曲《安尼托拉的舞蹈》,是由格林卡作曲的。我之所以印象这么深,是因为后来,我花了很大功夫去学习弹奏它。

三天后,妈给我制定了一张钢琴课和练琴的课程表。原来,她已跟我们公寓里一楼的一位退休钢琴教师商量妥,妈免费为他做清洁工,作为互惠,他则免费为我教授钢琴,而且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,将他的琴供我练习。

当妈把她的计划告诉我时,我即感头皮发麻,有一种被送进炼狱的感觉。

“我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嘛!我本来就不是神童,我永远也成不了天才!我不会弹钢琴,学也学不会。哪怕你给我一百万元,我也永远上不了电视!”我哭着嚷着,跺着脚。

妈当即给了我一个巴掌。“谁要你做什么天才,”她厉声叱责着我,“只要你尽力就行了。还不都是为了要你好!难道是我要你做什么天才的?你成了天才,我有什么好处!哼,我这样操心,到底是为的什么呀!”

“没有良心!”我听见她用汉语狠狠地嘟哝了一句,“要是她的天分有她脾气这般大就好了,她早就可以出人头地了!”

那个钟先生,我私下称他为老钟,是个很古怪的老头。他似已很老很老了,头顶秃得光光的,戴着副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,在层层叠叠的圈圈里,一双眼睛整日像昏昏欲睡的样子。他常常会悠然地对着一支看不见的乐队,指挥着听不见的音乐。但我想,他一定没我想象的那般老朽,因为他还有个妈妈。而且,他还没有结婚吧。

那钟老太,可真让我够受了。她身上带有一股怪味,那种……尿骚味。她的手指看着就像是烂桃子的感觉。一次我在冰箱后边摸到过一只这样的烂桃子,当我捡起它时,那层皮,就滑漉漉地脱落了下来。

我很快就明白了,老钟为什么只好退休。原来他是个聋子。“像贝多芬一样,”他常常喜欢扯大嗓门说话,“我们俩都是只用心来倾听!”他如此自诩着,说毕,依旧陶醉在对无人无声乐队的指挥中,如痴如醉地挥动着他的手臂。

我们的课程是这样进行的。他先打开琴谱,指着各种不同的标记,向我解释着它们各自代表的意义:“这是高音谱号!低音谱号!没有升号和降号的,就是C调。

喏,跟着我。”

随后他弹了几个C调音阶,一组简单的和弦,然后似受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所激动,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按了更多的和弦,仿佛是感情的迸发和泛滥,他弹出了令人神魂震荡、形销骨立的颤音,接着又加进了低音,整个气氛,颇有一种豪迈的,雷霆万钧的浑厚气概。

我就跟着他,先是简单的音阶和和弦,接着,就有点胡闹了,只是些杂乱的噪声,那声音,活像一只猫在垃圾洞顶上窜蹦不停。老钟却大声叫好:“好!非常好,但要学会掌握弹奏的速度。”

他这一说,倒让我发现了,他的目力也不行了,来不及对照谱子来核准我有无按出正确的音符。他的目光要比我弹奏的速度慢半拍。他在教我弹奏琶音时,便在我手腕处放上几个硬币,以此训练我的手腕保持平衡。在弹奏和弦时,则要求我的手握成个空圆弧状,有如手心里握着一只苹果。然后,他又示范给我看,如何令每一个手指,都像一个独立的小兵似的,服从大脑的指挥。

在他教会我这一整套技巧时,我也学会了如何偷懒,并掩盖自己的失误。如果我按错了一个琴键,我从来不去纠正,只是坦然地接着往下弹。而老钟,则自顾往下指挥着他自己的无声的音乐。

或许,我确实没有好好地下过功夫,否则,我想我极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;或许我真的会成为一个少年钢琴家。就我这样学钢琴,也很快地掌握了基本的要领和技巧。可我实在太执拗,那么顽固地拒绝与众不同,所以我只学会弹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和最最不和谐的赞美诗。

我就这样我行我素地学了一年。一天礼拜结束后,听到妈和琳达姨正在互相用一种炫耀的口气吹嘘着各自的女儿。

“哎,薇弗莱捧回来的奖品实在太多了,”琳达姨以一种似是抱怨,实在是夸耀的口吻说,“她自己整天只顾着下棋,我可忙坏了。每天,就光擦拭她捧回的那些奖品,就够我忙的了。”

薇弗莱与我同年。我俩从小一起玩耍,就像姐妹一样,我们也吵架,也争夺过彩色蜡笔和洋娃娃。换句话说,我们并不太友好。我认为她太傲慢了。薇弗莱的名气很大,有“唐人街最小的棋圣”之称。

琳达姨得意地抱怨了一番后,长长地嘘了一口气,对妈说:“你真福气,你可没这种烦心事。”

“谁说呀,”妈妈高高地耸起了双肩,以一种得意的无奈说,“我可比你还要烦心呢。我们的精美,满耳只有音乐,叫她洗盆子,你叫哑了嗓子她也听不见。有啥办法,她天生这样一副对音乐失魂落魄的模样!”

就是这时,我萌生出个报复的念头,以制止她这种令人可笑的攀比。

几星期后,老钟和我妈试图要我在一次联谊会上登一次台,这次联谊会将在教堂大厅里举行。那阵,父母已储足钱为我买了架旧钢琴,那是一架黑色的乌立兹牌,连带一张有疤痕的琴凳。它也是我们起居室的摆设。

在那次联谊会上,我将演奏舒曼的《请愿的孩童》。这是一首忧郁的弹奏技巧简单的曲子,但听起来还是像很有点难度的。我得把它背出来,然后在重复部分连弹两次,以令它听起来可以显得长一点。可我在弹的时候,经常偷工减料,跳过好几节。我从不仔细听一听自己弹出的那些音符,弹琴时,我总有点心不在焉。

我最愿意练习的,要算那个屈膝礼,我已可以把它行得十分漂亮了。

爸妈兴致勃勃地将喜福会的朋友全部请来为我捧场,连薇弗莱和她两个哥哥也来了。表演者以年龄为序,由小至大上台表演。有朗诵诗歌的,跳芭蕾舞的,还有,在儿童小提琴上奏出鸭叫一样的声音。每一个表演的结束,都得到热烈的掌声。

待轮到我上阵时,我很兴奋。那纯粹是一种孩子气的自信,我还不懂得害怕和紧张。记得当时,我心里一个劲这样想:就这么回事,就这么回事!我往观众席瞥了一眼,看到妈那张茫然的脸,爸在打呵欠,琳达姨的有如刻上去的微笑,薇弗莱的拉长的脸。我穿着一条缀着层层花边的白短裙,在彼得·潘式的头发上,扎着一只粉色的大蝴蝶结。当我在钢琴边坐下时,我想象着,艾德·索利凡正把我介绍给电视机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,而台下的听众,都激动得连连跺脚。

我的手触到了琴键。多好呀,我看上去那么可爱!对于我手下按出的音阶将是怎样,我却毫不担心。因此,当我按错了第一个音阶时,我自己都有点吃惊,我以为我会弹得十分出色。不对了,又是一个错的,怎么搞的?我头顶开始冒凉气了,然后慢慢弥散开来。但我不能停下不弹呀。我的手指似着了魔,有点自说自话,尽管我一心想将它们重新调整一番,好比将火车重新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,可手指就是不听指挥。反正从头到尾,就是这么杂乱刺耳的一堆!

待我终于从凳子上站起身时,我发现自己两腿直打哆嗦,大概是太紧张了。四周一片默然,唯有老钟笑着大声叫好。在人群中,我看到妈一张铁青的脸。观众们稀稀拉拉地拍了几下手。回到自己座位上,我整个脸抽搐了,我尽力克制自己不哭出声。这时,一个小男孩轻声对他妈说:“她弹得糟透了!”他母亲忙轻声阻止他:“嘘!可她已经尽最大努力了。”

一下子我觉得,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坐在观众席上。我只觉得千万双眼睛在后边盯着我,热辣辣的。我甚至感觉到那直挺挺地硬支撑着看节目的父母,他们那份难堪和丢脸。

其实我们可以趁幕间休息时溜走,但出于虚荣和自尊,爸妈硬是坐到节目全部结束。

表演结束后,喜福会的许家、龚家和圣克莱尔家的人都来到父母跟前:

“不错呀,多有本事的小朋友!”琳达姨只是含糊地敷衍着,显出一抹刻上去般的微笑。

“当然。文章是自己的好,孩子是人家的好。”父亲苦笑着说。

薇弗莱则看着我,再耸耸肩,干脆地说:“你不行呀,还不及我呢!”要不是我有自知之明,确实觉得自己表演得实在不怎样,我准会上去扯她辫子的。

但最令我惊然的,是妈。她满脸的冷漠和晦败,那就是说,她已灰心丧气了。

我也觉得灰心丧气了。现在大家都这么团团地围着我们,似车祸中看热闹的人一样,一心要看看那倒霉的压在车轮底下的家伙,到底压成个什么样子!直到我们乘上公共汽车回家时,妈一路上还是一言不发。我心想妈只须一踏进家门,就会冲着我大大发作一场。然而当爸打开家门时,妈便径自走进卧室,还是没有一声叱责,一声埋怨。我很失望。否则,我正好可以借机大哭一场,以宣泄郁积的那份窝囊气。

我原以为,这次的惨败,从此可以让我从钢琴边解脱出来,我不用再练琴了。

岂料两天后,当妈从厨房里出来,见我已在笃悠悠地看电视时,便又催我去练琴:

“四点啦。”她如往常一样提醒我。我一震,好像她这是在叫我再去经历一番那场联谊会上的出丑似的。我牢牢地把住椅子背。

“关掉电视!”五分钟后,她从厨房里伸出头警告我。

我不吭声。但我打定主意,我再也不听她摆布了。我不是她的奴隶,这里不是中国。我以前一味由她摆布着,结果呢?她这样做太笨了!

她噎噎地从厨房走出来,站在起居室门口的过道上。“四点啦!”她再一次重复了一遍,音量提高了几度。

“我再也不弹琴了,”我平静地说,“为什么我非要弹琴呢?我又没这天分。”

她移步到电视机前站住,气得胸部一起一伏,像台抽水机似的。

“不。”我觉得更坚决了,觉得终于敢表示自己真正的意愿。

“不!”我尖声叫着。

妈拎着我双臂,啪一声关了电视,把我悬空拎到钢琴前,她的力气大得吓人,我拼命踢着脚下的地毯,挣扎着、呜咽着、痛苦地望着她。她的胸部起伏得更剧烈了,咧着嘴,失却理智般地痴笑着,仿佛我的嚎哭令她很高兴。

“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样,”我呜咽着说,“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样的女儿。”

“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,”她用中国话高声说,“听话的和不听话的。在我家里,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!”

“那末,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,你也不是我的母亲!”我哭着,当这些话从我嘴里吐出来时,我只觉得,癞蛤蟆、蜥蜴和蝎子这种令人作恶的东西,也从我胸里吐了出来。这样也好,令我看到了自己那可怕的一面。

“可是,要改变既成的事实,你来不及了!”妈激怒地喊着。

我感觉到,她的怒火已升至极限了,我要看着它爆炸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她的失散在中国的那对双胞胎。关于她们,我们谈话中,从来不提及的。这次,我却大声地对着她嚷嚷着:“那么,我希望我没有出世,希望我已经死了,就跟桂林的那对双胞胎一样!”

好像我念了什么咒似的,顿时,她呆住了,她放开了手,一言不发地,蹒跚着回到自己房里,就像秋天一片落叶,又薄又脆弱,没有一点生命的活力。

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使母亲对我失望。多年来,我让她失望了好多次。为着我的执拗,我对自己权利的维护,我的分数达不到A级,我当不上班长,我进不了斯坦福大学,我后来的辍学……

跟妈相反,我从不相信,我能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。我只可能是我自己。

以后的那么些年,我们再也不谈及那场倒霉的联谊会上的灾难,及后来在钢琴前我那番可怕的抗争。所有这一切,我们都再也不提及,就像对一件已作了结论的谋反案一样。因此,我也老找不到话题问她,为什么,她会对我怀这么大的希望。

还有,我也从未问过她,那令我最最百思不得其解的,为什么,她终于又放弃了那份希望?

自那次为了练琴争执后,她就此再也不叫我练琴了。再也没有钢琴课。琴盖上了锁,紧紧地合闭着,唉,我的灾难,她的梦想!

几年前,她又做了一件让我吃惊的事。在我三十岁生日时,她将这架钢琴送给了我。多年来,我碰都没碰过那架钢琴。现在,她却把它作为我的生日礼物。我想,这是一种原谅的表示,那长年压着我的负疚感,终于释然。

“噢,你真把它送给我了?”我讪讪地说,“你和爸舍得吗?”

“不,这本来就是你的钢琴,”她毫不含糊地说,“从来就是你的。只有你会弹琴。”

“哦,我怕我大概已不会弹了,”我说,“那么多年了!”

“你会很快又记起来的,”妈说,非常肯定地,“你在这方面很有天分,其实如果你肯下点功夫,本来你真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。”

“不,不可能。”

“你就是不肯试一下。”妈继续说着,既不生气,也不懊丧,那口气,似只是在讲述一件永远无法得到核准的事实。“拿去吧!”她说。

但是,起先我并没马上把琴拉走。它依旧静静地置在妈妈家起居室里,那个回窗框前。打这以后每次看到它,总使我有一种自豪感,好像它是我曾经赢得的一个荣誉的奖品。

上星期,我请了个调音师到我父母公寓去,那纯粹是出于一种感情寄托。数月前,妈去世了。爸交给我一些她的遗物,我每去一次,便带回去一点。我把首饰放在一只缎锦荷包里,还有,她自己编织的毛衣:有黄的、粉红的、橘黄的——恰恰都是我最不喜欢的颜色。我一一把它们置放在防蛀的箱子里。我还发现几件旧的绸旗袍,那种边上镶滚条两边开高叉的。我把它们挨到脸颊上轻轻摩挲着,心中有一阵温暖的触动,然后用软纸把它们小心包起来带回家去。

钢琴调校好,那音色比我记忆中的,还要圆润清丽,这实在是一架上乘的钢琴。

琴凳里,我的练习记录本和手写的音阶还在。一本封皮已脱落的旧琴谱,被小心地用黄缎带扎捆着。

我将琴谱翻到舒曼的那曲《请愿的孩童》,就是那次联谊会上让我丢丑的。它似比我记忆中更有难度。我摸索着琴键弹了几小节,很惊讶自己竟这么快就记起了乐谱,应付自如。

似是第一次,我刚刚发现这首曲子的右边,是一曲《臻美》,它的旋律更活泼轻快,但风格和《请愿的孩童》很相近,这首曲子里,美好的意境得到更广阔无垠的展现,充满慰藉与信心,流畅谐美,很容易弹上手。《请愿的孩童》比它要短一点,但节奏要缓慢一点。《臻美》要长一点,节奏轻快一点。在我分别将这两首曲子弹了多次后,忽然悟出,这两首曲子,其实是出于同一主题的两个变奏。

美国的注释

当母亲看见女儿的新房子里床对面置着一架嵌镜子的大橱时,便叫了起来:“你怎么能将镜子对着床置放?这样,会冲掉你新婚的喜气,都会冲掉的。”

“呕,它放在这里最合适,其他地方放着,都不好看。”女儿说,很有点厌烦。

对于妈这一套老生常谈,她已听够了,受够了!

母亲皱皱眉,从她那只用过两次的崭新的提包里,摸出一面镶金边的镜子,那是上星期她特地从派力斯俱乐部买来的,那是她贺女儿乔迁之喜的礼物。“亏得我还有这个,让我来帮你设计挂哪。”说着,她把它往床头上方,两边枕头正中一比划:“就挂在这里。”母亲敲敲墙说,“用这面镜子来反照那面镜子就解掉了,运气保留了,还加上一点桃花运。”

“什么叫桃花运呢?”母亲狡黠地笑了笑,指指镜子,“喏,看,我说得不对吗?喏,我已从镜子中看到我的小外孙了,明年春天,他可以抱在我手上啦。”

女儿探头也往镜里看了看,只看见自己一副茫然的脸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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