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,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,象水中的鱼似的,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。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,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,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,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,而往往因一点胭脂,断定他美,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。不幸,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,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,他也许就只找有麻子的看,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。

日本人是相当的细心的。对中国的一切,他们从好久就有很详密的观察与调查,而自居为最能了解中国人的人。对中国的工矿农商与军事的情形,他们也许比中国人还更清楚,但是,他们要拿那些数目字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,就正好象拿着一本旅行指南而想作出欣赏山水的诗来。同时,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,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滓。这些渣滓,不幸,给了他们一些便利,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,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礼义廉耻,而只有男盗女娼。国际间的友谊才是了解文化的真正基础,彼此了解并尊重彼此的文化,世界上才会有和平。日本人的办法,反之,却象一个贼到一所大宅子中去行窃,因贿赂了一两条狗而偷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;从此,他便认为宅子中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,而以为宅子中只有那么一两条可以用馒头收买的狗。这,教日本人吃了大亏。他们的细心,精明,勤苦,勇敢,都因为那两条狗而变成心劳日拙,他们变成了惯贼,而贼盗是要受全人类的审判的!

他们没有想到在平津陷落以后,中国会有全面的抗战。在他们的军人心里,以为用枪炮劫夺了平津,便可以用军事占领的方式,一方面假装静候政治的解决,一方面实行劫抢,先把他们的衣袋装满了金银。这样,他们自己既可达到发财的目的,又可以使军人的声势在他们国内继长增高。因此,上海的抗战,使在平津的敌寇显出慌张。他们须一方面去迎战,一方面稳定平津;他们没法把平津的财宝都带在身上去作战。怎样稳定平津?他们在事前并没有多少准备。肆意的屠杀固然是最简截明快的办法,但是,有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抗战,他们开始觉到屠杀也许是危险的事,还不如把他们所豢养的中国狗拉出几条来,给他们看守着平津。假若在这时候,他们能看清楚,中国既敢抗战,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,还有可用的民气,在物质的损失中,具有忍无可忍的决心,他们就会及时的收兵,免得使他们自己堕入无底的深渊。可是,他们不相信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,而只以枪炮的数目估计了一切。人类最大的惨剧便是彼此以武力估计价值,象熊或狗似的老想试试自己的力气,而忽略了智慧才是最有价值的,与真有价值的。

酝酿了许久的平津政治组织,在那半死不活的政务委员会外,只出来了没有什么用处的地方维持会,与替日本人维持地面的市政府。日本军人们心里很不痛快,因为这样的简陋的场面颇有损于"帝国"的尊严。汉奸们很不高兴,因为出头的人是那么少,自己只空喜欢了一场,而并不能马上一窝蜂似的全作了官。好讽刺的人管这叫作傀儡戏,其实傀儡戏也要行头鲜明,锣鼓齐备,而且要生末净旦俱全;这不能算是傀儡戏,而只是一锣,一羊,一猴的猴子戏而已。用金钱,心血,人命,而只换来一场猴子把戏,是多滑稽而可怜呢!

冠晓荷听了丁约翰的一番话,决定去加入猴子戏,而把全面的抗战放在一边,绝对不再加以考虑。市长和警察局长既然发表了,他便决定向市政府与警察局去活动。对市政与警政,他完全不懂,但是总以为作官是一种特别的技巧,而不在乎有什么专门的学识没有。

他和大赤包又奔走了三四天,依然没有什么结果。晓荷于无可如何之中,找出点原谅自己的道理:"我看哪,说不定上海的作战只是给大家看看,而骨子里还是讲和。讲和之后,北平的官员还是由南京任命,所以现在北平也大更动人。要不然,就凭咱们这点本事,经验,和活动的能力,怎么会就扑个空呢?"

"放你的狗屁!"大赤包心中也不高兴,但是还咬着牙不自认失败。"你的本事在哪儿?我问问你!真有本事的话,出去一伸手就拿个官儿来,看看你!不说你自己是窝囊废,倒胡猜乱想的泄自己的气!日子还长着呢,现在就泄了气还行吗?挺挺你的脊梁骨,去干哪!"

冠先生很难过的笑了笑。不便和太太吵嘴,他暗中决定:无论用什么方法,也得弄个官儿,教她见识见识!

这时候,真的消息与类似谣言的消息,象一阵阵方向不同,冷暖不同的风似的刮入北平。北平,在世界人的心中是已经死去,而北平人却还和中国一齐活着,他们的心还和中华一切地方的英勇抵抗而跳动。东北的义勇军又活动了,南口的敌人,伤亡了二千,青岛我军打退了登陆的敌人,石家庄被炸……这些真的假的消息,一个紧跟着一个,一会儿便传遍了全城。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,在南口附近,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,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,都摔成了肉酱。青年是谁?没有人知道。但是,人们猜测,那必是钱家的二少爷。他年轻,他在京北开车,他老不回家……这些事实都给他们的猜测以有力的佐证,一定是他!

可是,钱宅的街门还是关得严严的,他们无从去打听消息。他们只能多望一望那两扇没有门神,也没有多少油漆的门,表示尊敬与钦佩!

瑞宣听到人们的嘀咕,心中又惊又喜。他常听祖母说,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城的时候,许多有地位的人全家自尽殉难。不管他们殉难的心理是什么,他总以为敢死是气节的表现。这回日本人攻进北平,人们仿佛比庚子年更聪明了,除了阵亡的将士,并没有什么殉难的官员与人民。这是不是真正的聪明呢?他不敢断定。现在,听到钱二少爷的比自杀殉难更壮烈,更有意义的举动,他觉得北平人并不尽象他自己那么因循苟安,而是也有英雄。他相信这件事是真的,因为钱老人曾经对瑞全讲过二少爷的决定不再回家。同时,他深怕这件事会连累到钱家的全家,假若大家因为钦佩钱仲石而随便提名道姓的传播。他找了李四爷去。

李四爷答应了暗地里嘱咐大家,不要再声张,而且赞叹着:"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,别说小日本,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!"

瑞宣本想去看看钱老先生,可是没有去,一来他怕惹起街坊们的注意,二来怕钱先生还不晓得这回事,说出来倒教老人不放心。

李四爷去嘱咐大家,大家都觉得应该留这点神。可是,在他遇到小崔以前,小崔已对尤桐芳说了。小崔虽得罪了冠先生和大赤包,尤桐芳和高第可是还坐他的车;桐芳对苦人,是有同情心的,所以故意的雇他的车,而且多给点钱,好教小崔没白挨了大赤包的一个嘴巴;高第呢是成心反抗母亲,母亲越讨厌小崔,她就越多坐他的车子。

坐着小崔的车,桐芳总喜欢和他说些闲话。在家里,一切家务都归大赤包处理,桐芳不能过问。她虽嫁了人,而不能作主妇,她觉得自己好象是住在旅馆中的娼妓!因此,她爱问小崔一些家长里短,并且羡慕小崔的老婆——虽然穷苦,虽然常挨打,可究竟是个管家的主妇。小崔呢,不仅向桐芳报告家政,也谈到街坊四邻的情形。照着往常的例子,他把他引以为荣的事也告诉了她。

"冠太太!"不当着冠家的人,他永远称呼她太太,为是表明以好换好。"咱们的胡同里出了奇事!"

"什么奇事?"她问,以便叫他多喘喘气。

"听说钱家的二爷,摔死了一车日本兵!"

"是吗?听谁说的?"

"大家伙儿都那么说!"

"喝!他可真行!"

"北平人也不都是窝囊废!"

"那么他自己呢?"

"自然也死喽!拚命的事吗!"

桐芳回到家中,把这些话有枝添叶的告诉给高第,而被招弟偷偷听了去。招弟又"本社专电"似的告诉了冠先生。

晓荷听完了招弟的报告,心中并没有什么感动。他只觉得钱二少爷有点愚蠢:一个人只有一条命,为摔死别人,而也把自己饶上,才不上算!除了这点批判而外,他并没怎样看重这条专电。顺口答音的,他告诉了大赤包。

大赤包要是决定作什么,便连作梦也梦见那回事。她的心思,现在,完全萦绕在给冠晓荷运动官上,所以刮一阵风,或房檐上来了一只喜鹊,她都以为与冠先生的官运有关。听到钱二少的消息,她马上有了新的决定。

"晓荷!"她的眼一眨一眨的,脸儿上笼罩着一股既庄严又神秘的神气,颇似西太后与内阁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似的。"去报告!这是你的一条进身之路!"

晓荷楞住了。教他去贪赃受贿,他敢干;他可是没有挺着胸去直接杀人的胆气。

"怎么啦?你!"大赤包审问着。

"去报告?那得抄家呀!"晓荷觉得若是钱家被抄了家,都死在刀下,钱先生一定会来闹鬼!

"你这个松头日脑的家伙!你要管你自己的前途,管别人抄家不抄家干吗!再说,你不是吃过钱老头子的钉子,想报复吗?这是机会!"

听到"报复",他动了点心。他以为钱默吟大不该那么拒人千里之外;那么,假若钱家真被抄了家,也是咎由自取——大概也就不会在死后还闹鬼!他也琢磨出来:敢情钱默吟的又臭又硬并不是因为与日本人有关系,而是与南京通着气。那么,假若南京真打胜了,默吟得了势,还有他——冠晓荷——的好处吗?

"这个消息真不真呢?"他问。

"桐芳听来的,问她!"大赤包下了懿旨。

审问桐芳的结果,并不能使晓荷相信那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。他不愿拿着个可信可疑的消息去讨赏。大赤包可是另有看法:

"真也罢,假也罢,告他一状再说!即使消息是假的,那又有什么关系,我们的消息假,而心不假;教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的向着日本人,不也有点好处吗?你要是胆子小,我去!"

晓荷心中还不十分安帖,可是又不敢劳动皇后御驾亲征,只好答应下来。

桐芳又很快的告诉了高第。高第在屋里转开了磨。仲石,她的幻想中的英雄,真的成了英雄。她觉得这个英雄应当是属于她的。可是,他已经死去。她的爱,预言,美好的幻梦,一齐落了空!假若她不必入尼姑庵,而世界上还有她的事作的话,她应当首先去搭救钱家的人。但是,她怎么去见钱先生呢?钱先生既不常出来,而街门又永远关得严严的;她若去叫门,必被自己家里的人听到。写信,从门缝塞进去?也不妥当。她必须亲自见到钱先生,才能把话说得详尽而恳切。她去请桐芳帮忙。桐芳建议从墙头上爬过去。她说:"咱们的南房西边不是有一棵小槐树?上了槐树,你就可以够着墙头!"

高第愿意这样去冒险。她的心里,因仲石的牺牲,装满了奇幻的思想的。她以为仲石的死是受了她的精神的感召,那么,在他死后,她也就应当作些非凡的事情。她决定去爬墙,并且嘱咐桐芳给她观风。

大概有九点钟吧。冠先生还没有回来。大赤包有点头痛,已早早的上了床。招弟在屋中读着一本爱情小说。高第决定乘这时机,到西院去。她嘱咐桐芳听着门,因为她回来的时候是不必爬墙的。

她的短鼻子上出着细小的汗珠,手与唇都微颤着。爬墙的危险,与举动的奇突,使她兴奋,勇敢,而又有点惧怕。爬到墙那边,她就可以看见英雄的家;虽然英雄已死,她可是还能看到些英雄的遗物;她应当要过一两件来,作为纪念!想到那里,她的心跳得更快了;假若不是桐芳托她两把,她必定上不去那棵小树。上了树,她的心中清醒了好多,危险把幻想都赶了走。她的眼睁得很大,用颤抖的手牢牢的抓住墙头。

费了很大的事,她才转过身去。转了身,手扒着墙头,脚在半空,她只顾了喘气,把一切别的事都忘掉。她不敢往下看,又不敢松手,只闭着眼挣扎着挂在那里。好久,她心里一迷忽,手因无力而松开,她落在了地上。她的身量高,西院的地又因种花的关系而颇松软,所以她只觉得心中震动了一下,腿脚倒都没碰疼。这时候,她清醒了好多,心跳得很快。再转过身来,她看明白:其余的屋子都黑忽忽的,只有北房的西间儿有一点灯光。灯光被窗帘遮住,只透出一点点。院中,高矮不齐,一丛丛的都是花草;在微弱的灯光中,象一些蹲伏着的人。高第的心跳得更快了;她大着胆,手捂着胸口,慢慢的用脚试探着往前挪动,底襟时时挂在刺梅一类的枝上。好容易,她挪移到北屋外,屋里有两个人轻轻的谈话。她闭着气,蹲在窗下。屋里的语声是一老一少,老的(她想)一定是钱老先生,少的或者是钱大少爷。听了一会儿,她辨清那年少的不是北平口音,而是象胶东的人。这,引起她的好奇心,想立起来看看窗帘有没有缝隙。急于立起来,她忘了窗台,而把头碰在上面。她把个"哎哟"只吐出半截,可是已被屋中听到。灯立刻灭了。隔了一小会儿,钱先生的声音在问:"谁?"

她慌成了一团,一手捂着胸口,一手按着头,半蹲半立的木在那里。

钱先生轻轻的出来,又低声的问了声"谁?"

"我!"她低声的回答。

钱先生吓了一跳:"你是谁?"

高第留着神立起来:"小点声!我是隔壁的大小姐,有话对你说。"

"进来!"钱先生先进去,点上灯。

高第的右手还在头上摸弄那个包,慢慢的走进去。

钱先生本来穿着短衣,急忙找到大衫穿上,把钮扣扣错了一个。"冠小姐?你打哪儿进来的?"

高第一脚的露水,衣服被花枝挂破了好几个口子,头上一个包,头发也碰乱,看了看自己,看了看钱先生,觉得非常的好笑。她微笑了一下。

钱先生的态度还镇静,可是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之感,眨巴着眼呆看着她。

"我由墙上跳过来的,钱伯伯!"她找了个小凳,坐下。

"跳墙?"诗人向外打了一眼。"干吗跳墙?""有要紧的事!"她觉得钱先生是那么敦厚可爱,不应当再憋闷着他。"仲石的事!"

"仲石怎样?"

"伯伯,你还不知道?"

"不知道!他没有回来!"

"大家都说,都说……"她低下头去,楞着。

"都说什么?"

"都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!"

"真的?"老人的油汪水滑的乌牙露出来,张着点嘴,等她回答。

"大家都那么说!"

"呕!他呢?"

"也……"

老人的头慢慢往下低,眼珠往旁边挪,不敢再看她。高第急忙的立起来,以为老人要哭。老人忽然又抬起头来,并没有哭,只是眼中湿润了些。纵了一下鼻子,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上来。"小姐,你……"他的话说得不甚真切,而且把下半句——你不喝酒吧?——咽了回去。厚敦敦的手微有点颤,他倒了大半茶杯茵陈酒,一扬脖喝了一大口。用袖口抹了抹嘴,眼亮起来,他看着高处,低声的说:"死得好!好!"打了个酒嗝,他用乌牙咬上了下唇。

"钱伯伯,你得走!"

"走?"

"走!大家现在都吵嚷这件事,万一闹到日本人耳朵里去,不是要有灭门的罪过吗?"

"呕!"钱先生反倒忽然笑了一下,又端起酒来。"我没地方去!这是我的家,也是我的坟墓!况且,刀放脖子上的时候,我要是躲开,就太无勇了吧!小姐,我谢谢你!请回去吧!怎么走?"

高第心里很不好受。她不能把她父母的毒计告诉钱先生,而钱先生又是这么真纯,正气,可爱。她把许多日子构成的幻想全都忘掉,忘了对仲石的虚构的爱情,忘了她是要来看看"英雄之家",她是面对着一位可爱,而将要遭受苦难的老人;她应当设法救他。可是,她一时想不出主意。她用一点笑意掩饰了她心中的不安,而说了声:"我不用再跳墙了吧?"

"当然!当然!我给你开门去!"他先把杯中的余酒喝尽,而后身子微晃了两晃,仿佛头发晕似的。

高第扶住了他。他定了定神,说:"不要紧!我开门去!"他开始往外走。一边走一边嘟囔:"死得好!死得好!我的……"他没敢叫出儿子的名字来,把手扶在屋门的门框上,立了一会儿。院中的草茉莉与夜来香放着浓烈的香味,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。

高第不能明白老诗人心中的复杂的感情,而只觉得钱先生的一切都与父亲不同。她所感到的不同并不是在服装面貌上,而是在一种什么无以名之的气息上,钱先生就好象一本古书似的,宽大,雅静,尊严。到了大门内,她说了句由心里发出来的话:"钱伯伯,别伤心吧!"

钱老人嗯嗯的答应了两声,没说出话来。

出了大门,高第飞也似的跑了几步。她跳墙的动机是出于好玩,冒险,与诡秘的恋爱;搭救钱先生只是一部分。现在,她感到了充实与热烈,忘了仲石,而只记住钱先生;她愿立刻的一股脑儿都说给桐芳听。桐芳在门内等着她呢,没等叫门,便把门开开了。

默吟先生立在大门外,仰头看看大槐树的密丛丛的黑叶子,长叹了一声。忽然,灵机一动,他很快的跑到祁家门口。正赶上瑞宣来关街门,他把瑞宣叫了出来。

"有工夫没有?我有两句话跟你谈谈!"他低声的问。"有!要不是你来,我就关门睡觉去了!完全无事可作,连书也看不下去!"瑞宣低声的答对。

"好!上我那里去!"

"我进去说一声。"

默吟先生先回去,在门洞里等着瑞宣。瑞宣紧跟着就来到,虽然一共没有几步路,可是他赶得微微有点喘;他知道钱先生夜间来访,必有要紧的事。

到屋里,钱先生握住瑞宣的手,叫了声:"瑞宣!"他想和瑞宣谈仲石的事。不但要谈仲石殉国,也还要把儿子的一切——他幼时是什么样子,怎样上学,爱吃什么……——都说给瑞宣听。可是,他咽了两口气,松开手,嘴唇轻轻的动了几动,仿佛是对自己说:"谈那些干什么呢!"比了个手式,请瑞宣坐下,钱先生把双肘都放在桌儿上,面紧对着瑞宣的,低声而恳切的说:"我要请你帮个忙!"

瑞宣点了点头,没问什么事;他觉得只要钱伯伯教他帮忙,他就应当马上答应。

钱先生拉过一个小凳来,坐下,脸仍旧紧对着瑞宣,闭了会儿眼。睁开眼,他安详了好多,脸上的肉松下来一些。"前天夜里,"他低声的安详的说:"我睡不着。这一程子了,我夜夜失眠!我想,亡了国的人,大概至少应当失眠吧!睡不着,我到门外去散散步。轻轻的开开门,我看见一个人紧靠着槐树立着呢!我赶紧退了回来。你知道,我是不大爱和邻居们打招呼的。退回来,我想了想:这个人不大象附近的邻居。虽然我没看清楚他的脸,可是以他的通身的轮廓来说,他不象我认识的任何人。这引起我的好奇心。我本不是好管闲事的人,可是失眠的人的脑子特别精细,我不由的想看清他到底是谁,和在树底下干什么。"说到这里,他又闭了闭眼,然后把杯中的余滴倒在口中,咂摸着滋味。"我并没往他是小偷或土匪上想,因为我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怕偷。我也没以为他是乞丐。我倒是以为他必定有比无衣无食还大的困难。留了很小的一点门缝,我用一只眼往外看。果然,不出我所料,他是有很大的困难。他在槐树下面极慢极慢的来回绕,一会儿立住,仰头看看;一会儿又低着头慢慢的走。走了很久,忽然他极快的走向路西的堵死的门去了。他开始解腰带!我等着,狠心的等着!等他把带子拴好了才出去;我怕出去早了会把他吓跑!"

"对的!"瑞宣本不想打断老人的话,可是看老人的嘴角已有了白沫儿,所以插进一两个字,好教老人喘口气。"我极快的跑出去!"默吟先生的眼发了光。"一下子搂住他的腰!他发了怒,回手打了我两拳。我轻轻的叫了声朋友!他不再挣扎,而全身都颤起来。假若他一个劲儿跟我挣扎,我是非松手不可的,他年轻力壮!来吧!我放开手,说了这么一句。他象个小羊似的跟我进来!"

"现在还在这里?"

钱先生点了点头。

"他是作什么的?"

"诗人!"

"诗人?"

钱先生笑了一下:"我说他的气质象诗人,他实在是个军人。他姓王,王排长。在城内作战,没能退出去。没有钱,只有一身破裤褂,逃走不易,藏起来又怕连累人,而且怕被敌人给擒住,所以他想自尽。他宁可死,而不作俘虏!我说他是诗人,他并不会作诗;我管富于情感,心地爽朗的人都叫作诗人;我和他很说得来。我请你来,就是为这个人的事。咱们得设法教他逃出城去。我想不出办法来,而且,而且,"老先生又楞住了。

"而且,怎样?钱伯伯!"

老人的声音低得几乎不易听见了:"而且,我怕他在我这里吃连累!你知道,仲石,"钱先生的喉中噎了一下:"仲石,也许已经死啦!说不定我的命也得赔上!据说,他摔死一车日本兵,日本人的气量是那么小,哪能白白饶了我!不幸,他们找上我的门来,岂不也就发现了王排长?"

"听谁说的,仲石死了?"

"不用管吧!"

"伯伯,你是不是应当躲一躲呢?"

"我不考虑那个!我手无缚鸡之力,不能去杀敌雪耻,我只能临危不苟,儿子怎死,我怎么陪着。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,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!是的,只要他们捕了我去,我会高声的告诉他们,杀你们的是钱仲石,我的儿子!好,我们先不必再谈这个,而要赶快决定怎样教王排长马上逃出城去。他是军人,他会杀敌,我们不能教他死在这里!"

瑞宣的手摸着脸,细细的思索。

钱先生倒了半杯酒,慢慢的喝着。

想了半天,瑞宣忽然立起来。"我先回家一会儿,和老三商议商议;马上就回来。"

"好!我等着你!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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