埃米尔·科尔达和他儿子回农场去叫警长了。我坐在车里沉思。那些骸骨未必与哈蒙·克雷恩有什么关系,和他一九四九年最后几个月的抑郁及之后的自杀也未必有什么关系。但那是堆陈骨,毫无疑问。看起来它们被埋在地下至少有三十年了。

是的,那可以和哈蒙·克雷恩没关系。但我知道有,就像我知道今天是十月里糟糕的一天一样。我骨子里知道。

科尔达很快回来了,他儿子没来。我坐到他车里和他聊起来。他猜测,地表的裂缝是新产生的,但深层的裂缝已经有些年代了,可能是以前那次地震造成的。之后地表慢慢合拢,就被埋藏起来了。骸骨是在底层的裂缝里,一定是在造成那条裂缝的地震之后不久就被扔在里面了。

是的。三十五年前,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地震。也许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力量,还有人故意掩埋了它。

半小时后,几名警察到了,我们带他们去看那个地方。其中一人趴到地上,伸手到缝里摸了摸后说:“下面还有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?”第二个警察问。

“还不知道。像是……该死,我不知道,可能是个烟盒。还有其他东西。太脏了,都腐烂了。”

“最好等圣拉斐尔的人过来。”

那名趴着的警察站起来,我们撤回到公路上。警察们开始对我们进行询问。我告诉他们我来这儿的目的,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。但似乎没人感兴趣,包括对那堆陈骨。大概看到新的尸体他们才会兴奋吧。

二十分钟后那个“圣拉斐尔的人”来了——圣拉斐尔指的是马林县政府——是个叫切特·迪卡尔布的便衣调查员,旁边跟着一名技术人员,拎着野外分析箱。我们原路返回发现骸骨的地方,路上科尔达和我说明了我们如何发现它的,以及我在那儿做什么。迪卡尔布显得比先前两位警官稍微有点兴趣。他四十几岁,猎狗一样瘦长,好像从未笑过,一笑脸就有裂开的危险。他很镇定。满屋的尸体可能会使他有点震惊,但仅仅一具骸骨,无论新的还是旧的,他连眉都不会皱一下。

他和那名技术人员开始把骸骨、碎片及其他东西掏上来,贴上标签后放进分析箱。其他人站成一圈看着,在风中瑟瑟发抖。我凑近看骸骨以外的东西;有一个香烟盒,或者是女人用的粉饼盒几把钥匙;一个似珠宝的东西——可能是个胸针,还有几个生锈的环扣。当迪卡尔布把那具颅骨递给分析师时,我还仔细瞧了瞧。头骨多处遭到损害,可能是长期埋在地下裂缝中的结果。法医鉴定后才能知道这具尸体是否在被埋前就遭到过重创。

他们把裂缝里所有东西取出来后,迪卡尔布让一行人先回车里去。他记下我的地址和电话,再问了一些关于哈蒙·克雷恩的问题,说他可能会再联系我。随后他和那个分析师带着骸骨和其他东西走了,两名警察也走了。科尔达说他最好回家,妻子和儿子在家等着,而且可能有报纸记者就今天在他土地上发现一堆人骨这件事采访他。他的眼神似乎表示,如果没有记者找他的话,他会主动联系记者的。

一会儿工夫就只剩我一人站在那儿了,吹着冷风,看夕阳的余晖染红因弗内斯山。没什么理由,我又登上山脊俯瞰半岛地区,从海湾一直看到丛林遍布的小岛。现在小岛已经渐渐隐没在暮色中了。

大概我根本不会想住在那儿,不想在浓雾和无休止的冷风中孤独地死去。

我回到旧金山时已经过了六点。我先去了办公室,门是我离开时锁上的。埃伯哈特没来过,纸条还在他桌上。我查了电话录音:三个来电,都是我先前联系过的,没什么新线索。没有一个叫埃伦·科尼尔的人三十五年前在旧金山去世,没有叫埃伦·科尼尔的人到机动车部门登记过,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人使用信用卡的记录。

我看着电话机,觉得应该给迈克尔·克斯卡顿打个电话,但最后还是没打。我要告诉他什么?他父亲可能是个罪犯,或者被卷入某个犯罪活动中;那些人骨可能是他自杀的原因。一切都没有足够的证据。这样告诉克斯卡顿,一定会被他的无数问题淹没。

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,黑暗笼罩了窗户,渐渐令我不安。我关了灯,锁上门,离开了办公室。

凯莉说:“上帝啊,他会去哪儿?今天我给他打了六个电话。”

她说的是埃伯哈特。我们坐在我公寓里,凯莉在等我,喝着葡萄酒,阅读旧期刊《午夜侦探》上面她妈妈写的萨缪尔·莱瑟曼的故事。她总在等我时看这个系列的故事。我们俩经常轮换住所,我去她那儿住上一阵,她再来我这儿住一阵。肉已经放进烤箱了,散发的香味令我垂涎欲滴。我吞了几口啤酒填填肚子。

“我也打给温黛,”凯莉说,“梅西百货里的人说她生病在家,但一整天打她家里都没人接。这两个人肯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“很可能。”

“但会是哪儿呢?究竟跑哪儿去了呢?”

“山上或者海边——谁知道呢?”

“就因为我对温黛所做的事?”

我耸耸肩。“也许他们想私奔。”

她透过玻璃杯看着我。我当个笑话在讲,但她没有笑,于是我也笑不出来了。

“你真的觉得他们会那样做?”她问。

“不会。”我说了谎。

“上帝,我不敢想象埃伯哈特和那种女人结婚。”

“我也是,我连想都不愿想。我们谈点别的吧,比如说烤肉。”

“再过十分钟就熟了。给我讲讲你找到的骨头。”

“讲不出多少内容。我只知道那是人骨。而且不是我,是埃米尔·科尔达找到的。”

“不过如果不是你去了那儿,他不会发现它们的。”她说,“那些专家能鉴定出它的身份吗?”

“很难说。现代科技也会犯错。”

“他们能否通过齿模之类的手段来做呢?”

“有可能,得看具体情况。”

“依据什么?”

“要看被害人被埋了多久;要看以前他是否做过牙科检查,要看牙医是否还活着,能否被找到。还要看许多其他因素。”

“被害人,”凯莉说,“啊哈。”

“怎么了?”

“你用了‘被害人’这个词。你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吗?”

“未必。”

“一定是,”她说,“人们不会把尸体随意地埋在地缝里,除非他们想掩盖杀人行为。”

“我猜你说的‘人’是指哈蒙·克雷恩。”

“还会有谁?很明显他在这儿杀了个女人。”

“是吗?为什么你说是个女人?”

“他有个性冷淡的妻子,不是吗?除此以外,还有那个烟盒。”

“那个年代男人也随身携带烟盒。”

“——还有那枚胸针。男人不会戴那种东西。”

“还不能确定那就是胸针。”

“肯定是。胸针、烟、钥匙和其他东西一定都在她的皮夹里。他把皮夹随她一起埋了,然后皮夹腐烂了,只剩下一个环扣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我叹了口气。凯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初露头角的侦探,自从她有过几次成功的推论后——这个春季沙斯塔县那桩案子,对她和我的生命曾构成极大威胁——一旦她的推论被质疑,就会变得有点歇斯底里。

我们讨论的是人骨,但此刻我并不关心它,我最关心的骨头是在烤箱里的那根。

“看看晚餐好了没?”我说,“我饿坏了。”

“你老是一副饿死鬼的样子。”她说,但她还是站起身,拿着空玻璃杯走向厨房。今晚她有些微醉。她有权这样,因为她已经忙碌了一天,而且一直在试图为昨晚的行为做一点弥补。更别提她的前夫雷·达斯顿了。他放弃了法律实习,去参加一个南加州的宗教狂热团体,并且老是追着她想复婚,要她和自己一起每天祈祷吟诵,开启新的生活。但如果被泼一头通心粉也是一种神启,我可不怎么喜欢它。我已经见过一次凯莉的爆发了;一次就够了,谢谢。

我走到书架边,随手拿起一本通俗小说翻了翻。今晚我只想看通俗小说,最低级的那种。比方说罗伯特·莱斯利·贝勒姆写的小说,通常登在《趣味侦探》上。我找到了一本一九三五年的杂志,上面登有两篇贝勒姆写的小说,一篇是用笔名写的,题目叫《弗雷斯科·弗雷迪的秋天》。我坐到沙发上去看,但不能集中精神。该死的烤肉……

我再次起身,踱向厨房。凯莉已经取出了烤肉,但她说:“还要五分钟。”说着又准备把烤肉塞进烤箱。我说:“给我吃吧,我可不在乎它熟了没有。”于是我从刀架上抽出餐刀,切了一块就往嘴里送。

凯莉说:“野蛮人。”我咂着嘴。

烤肉味道不错。事实上,很不错,消除了我的不安,使我沉浸到《弗雷斯科·弗雷迪的秋天》的故事中,接下来是将凯莉带到床上。

这可以使她少喝一点酒,这是我的主要目的,让我的生活保持和谐宁静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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