投身湘军幕府

1859年1月怀着悲凉心情自称“书剑飘零旧酒徒”的李鸿章,终于受到命运之神的惠顾,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,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,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,他看出“兵伍不精”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,决心独树一帜,改弦更张,编练一支新式武装,以挽救清朝统治。1854年2月他编成并督率湘军水陆两军,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军。湘军有别于清朝常备军,它是汉族地主武装,“以召募易行伍,尽废官兵,使儒生领农民,各自成营”

①。曾国藩“在京官时,以程朱为依归,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,又变而为申韩。”他采取传统的“以上制下”的战略方针,先清两湖,稳定后方,继而把军锋指向江西和安徽。1858年7、8月间,曾国藩先后奉命驰赴浙、闽,进击分裂出走、放弃江西根据地、盘旋浙闽的石达开部太平军。10月他率部到达江西建昌(今南城),未及人闽,石达开部即由闽入赣,转进湖南,锋锐大挫。是时江南军情渐松,而江北却风云突变。面对江南、江北天营进逼天京、湘军围攻安庆、三河、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,陈玉成、李秀成两支主力太平军联合作战,首先摧毁江北大营,解除天京北面威胁,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千余人,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4百多人。包围安庆的湘军,见势不妙,慌忙逃跑,安庆之围不战而解。曾国藩因“江北军情变幻”而惊恐万分,哀嚎“呜呼恸哉!”12月奉命移师援皖。

李鸿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,赶到建昌拜访曾国藩的。为曾李结合牵线搭桥的是李瀚章,他于1849年以拔贡朝考出曾氏门下,1853年署湖南善化知县,治军衡阳的曾国藩檄调来营,襄办粮台,遇有战阵,亦督队指挥。曾国藩称赞他“内方正而外圆通,办事结实周详,甚属得力。”1857年1月湘军粮台裁撤,归并江西省局,瀚章回籍为其父守制,安徽巡抚福济奏留办理团防捐务。1858年曾国藩札调瀚章赴江西总理粮台报销,瀚章遂奉母同住。曾国藩十分器重瀚章,而瀚章也把曾国藩倚为靠山。瀚章既经常向曾国藩通报鸿章在皖情况,有时甚至将其弟家书转呈曾国藩过目;又时时向鸿章介绍曾国藩的宦海浮沉和吹捧其道德学问。瀚章在其弟与曾国藩之间起着沟通情感、增进了解的作用。时值鸿章到南昌看望老母,曾国藩便乘机通过瀚章邀请鸿章前来会晤。1858年12月曾国藩函告友人说:“筱泉家被贼焚劫,挈眷至南昌,日内亦即来营,少泉亦约来此一叙。”

①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就结下了师生之谊,曾国藩称誉弟子为“伟器”,李鸿章敬佩其师如“神圣”。他俩溉有相似的追求:扑灭太平天国烈火、维护清朝统治以期封侯荫子、光宗耀祖;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,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之才以成”大业”,李鸿章企图依靠曾国藩援引以立功名。因而他俩一拍即合。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,“初掌书记,继司批稿奏稿”。李鸿章素有才气,善于握管行文,批阅公文、起草书牍、奏折甚为得体,深受曾的赏识。曾国藩赞扬说:“少荃天资于公牍最期近,所拟奏咨函批,皆有大过人处,将来建树非凡,或竟青出于蓝,亦未可知。”

②李鸿章也竭力吹捧其师:“从前历佐诸帅,茫无指①王闿运:《湘军志》,卷15,营制篇,第1页。

①曾国藩:《与郭筠仙》,《曾文正公书札》,卷6,第30页。

②③薛福成:《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》,《庸盦盒笔记》,卷1,第12页。

归,至此如识南针,获益非浅。”③曾国藩对李鸿章精心训导,尽力雕琢,陶冶其志气,培养其才能。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而富生趣,每天早起查营,黎明请幕僚一起吃饭。鸿章落拓不羁,贪睡懒散,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,深以为苦。一天,他谎称头疼,卧床不起。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,大动肝火,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,说“必待幕僚到齐乃食”。

他见势不妙,披衣“踉跄而往”。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,饭后却严肃地教训说:“少荃,既入我幕,我有言相告,此处所尚,惟一诚字而已。”说完拂袖而去,鸿章“为之悚然”。曾国藩因素知李鸿章”才气不羁,故欲析之使就范也。”

①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,又有道德的说教,李鸿章深感“受益不尽”,从而逐渐养成了“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”的习惯,并获得不少“学问经济有益实用”的东西,李鸿章后来深情地回忆说:

在营中时,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;饭罢后,即围坐谈论,证经论史,娓娓不倦,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。吃一顿饭,胜过上一回课。”

②李鸿章入幕不及一旬,曾国藩就决定请他主持编练皖北马队,附于湘军。

编练马队之举,发轫于左宗棠的提议。左宗棠(字季高)是湖南湘阴人,举人出身,时赞湖南巡抚骆秉璋幕,后来成为湘军首领之一。曾国藩就左氏提议同胡林翼协商。胡林翼(字贶生,号润芝,道光进士)时任湖北巡抚,为湘军二号首领。胡氏支持编练马队,曾国藩随即上疏清廷,慨切陈词。曾国藩所以力主编练皖北马队,是鉴于太平军和捻军的骑兵“多而且悍”

③,湘军陆军如无马队配合,难以制胜。他通报左宗棠:“阁下去年嘱弟留心马队,弟以调察哈尔之马练淮南之勇人奏。”

④他原拟调察哈尔马3千匹,令李鸿章招募毫州一带“善马之勇”千人。清廷支持编练马队,但令“斟酌采买”马匹。曾氏也修改了募勇计划,决定失招500,试行操练,如其可用,再行续招3千。李鸿章虽然承认编练马队确系当务之急,但却深感事体重大,缺少经验,胜败难卜,考虑再三,未敢轻许。李鸿章专程前往南昌,与自己哥哥相商。李瀚章赞成其弟意见,致函曾国藩,代为辞谢。曾国藩坚持既定方针,写信劝勉李氏兄弟“不必遽以住事之难为虑”

①。话已至此,李鸿章只得应命,派“专人至淮上招募马勇”。然而当时两淮地区太平军和捻军协同作战,声势较壮,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。动荡的局势,人心的向背,迫使招勇之人空手而归。这样,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就流产了。

6月早已移驻抚州的曾国藩,鉴于太平军猛攻景德镇,担心湘军张运兰部不支,急派曾国荃率部往授,并命李鸿章同往。曾国荃(字沅浦)是曾国藩胞弟,所部为曾国藩嫡系。李鸿章心高气盛,希望独统一军,不愿寄人篱下,心情郁郁,有意他去。曾国藩赏识李鸿章之才而不满其虚骄之气,于是一面借用上方宝剑阻其去路,疏留说:李鸿章“久历戎行,文武兼资,堪以留营襄办”

②;一面对其晓之以理,诱之以利,说“阁下闳才远志,自是匡济①薛福威:《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》,《庸盦笔记》,卷1,第12页。

②吴永:《庚子西狩丛谈》,卷4,第109页。

③曾国藩:《与骆龠门中丞》,《曾文正公书札》,卷7,第11页。

④曾国藩:《复左季高》,《曾文正公书札》,卷7,第30页。

①曾国藩:《与李筱泉》,《曾文公正札》,卷7,第27页。

②曾国藩:《李鸿章留营襄办片》,《曾文正公全集》,奏稿,卷2,第317页。

令器”

③,“倘为四方诸侯按图求索,不南之粤,则东之吴,北之齐豫耳。”

④李鸿章既不敢抗旨,又感戴其师“荐援”之恩,因而决计前往。

就在这个时候,清廷批准湖广总督官文根据胡林翼之请而提出的建议,命曾国藩入川防堵石达开部太平军挺进四川。胡林翼本来打算借此为曾氏谋取川督一职,并确保湖北饷源。不料清廷只令曾氏援川,却不肯授予地方实权。曾国藩自然不愿前往,复奏“兵力太单,难以人蜀,且景镇未克,不可这行抽动”

⑤。李鸿章支持曾国藩,函请督办皖南军务张芾奏留曾国藩守赣。

3月由于清廷催促,曾国藩只得带领李鸿章等幕僚拟经鄂人川,行至武穴,又接到官文关于“已奏请会剿皖贼”的通报。原来胡林翼鉴于曾国藩没有捞到川督一职和石达开军锋业已南指,“蜀中无事”,便说通官文奏准曾氏暂缓入川,全力图皖。9月曾、李先至黄州会晤胡林翼,后抵武昌晋见官文,商讨行止,决定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,而其中心目标则是夺取安庆。曾国藩负责从宿松、石牌进取安庆一路。11月李鸿章奉旨授福建延建邵遗缺道。曾国藩看到李鸿章“新放福建道,无缺可补,进退颇难自决”

①,便以“赞襄需人”为由,奏准把他继续留在戎幕,随即带着他自黄州东下援皖,驻军安徽宿松,与屯军太湖、潜山的陈玉成部太平军相峙。

1860年初,清廷基于“上下夹攻,南北合击”太平天国的战略决策,命令江南大营和湘军分别围困天京和“进攻安庆,分捣桐城”。太平军为了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,采取了先救天京、后保安庆的方针。是年5月李秀成、陈玉成联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,随即挥军东指,挺进苏杭。江南北大营本来是咸丰与曾国藩矛盾的产物。咸丰既要依靠曾国藩对抗太平军,又不肯给他以军政实权。咸丰的计划是湘军出力,江南北大营收功。江南北大营的相继覆灭,使咸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。咸丰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来支撑危局,于6月初给他兵部尚书衔、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。8月实授两江总督。此间,曾国藩曾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,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,筹办淮扬水师。清廷却只任命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,没有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一职。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,抑郁寡欢,暗自嗟叹,只得继续留在曾氏幕中。

正当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的美梦破灭之际,太平军对上游的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钳形攻势,分兵南北两路,沿江西上,“合取湖北”,会师武汉,以救安庆。这次攻势确实打中了曾国藩的要害。当时曾国藩把湘军主力集结在安庆及其周围地区,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防务非常空虚。然而湖北却是湘军的战略基地,武汉尤为全局根本。太平军“合取湖北”,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,避敌主力,打其虚弱,攻其必救,既可解安庆之围,又能歼灭湘军主力。曾国藩胆颤心惊,立即采取应变之策。他针对太平军西征的战略意图,决意不撤皖围之兵以援鄂,反而督军猛攻安庆,企图追使太平军尽快地从上游回顾下游,并进行决战。他把所谓旋转乾坤的赌注,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。南路西征太平军路经皖南时,曾经攻占宁国、徽州等地,并“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势”,致使坐困祁门的曾国藩“日在惊涛骇浪之中”。

③曾国藩:《复李少荃》,《曾文正公书札》,卷8,第22页。

④曾国藩:《复李少荃》,《曾文正公书札》,卷8,第25页。

⑤曾国藩:《致澄弟》,《曾国藩全集》,家书一,第490页。

①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,咸丰十年三月十九日。

这时曾国藩除了遭致太平军的环攻外,还遇到北上“勤王”和祁门内讧两个棘手的问题。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,即第二次鸦片战争。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,直逼北京城下。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,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悍将鲍超带兵北援。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,因为北援事关“勤王”,无可推诿,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。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,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,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人卫,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,说“夷氛已迫,人卫实属空言,三国连衡,不过金帛议和,断无他变”,而“楚军关天下安危,举措得失,切宜慎重”,主张“按兵请旨,且无稍动。”

①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,“入卫实属空言”,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“金帛议和”而告终。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,而是造反的太平军。

湘军“关天下安危”,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。至于北援,应“按兵请旨”,静待时局之变,曾国藩深受启发,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:“鲍超人地生疏,断不能至,请于胡(林翼)、曾(国藩)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”

①;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。结果不出所料,11月便接到“和议”

已成、毋庸北援的廷寄。这表明李鸿章、曾国藩和整个清朝封建统治者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,坚持对外妥协、对内镇压的方针,乃是其阶级本性所使然。

李鸿章虽然协助曾国藩度过了北上“勤王”的难关,但却促进了祁门内讧。曾国藩早就指出:“徽畏外寇,祁

优内讧。”

②李鸿章对曾国藩驻守祁门一举,向来持有异议。随着太平军环攻不已,祁门形势日益艰险,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高涨起来。李鸿章认为“不如及早移军,庶几进退裕如”,曾氏不从。李鸿章再三陈说,曾国藩气愤地声称:“诸君如胆怯,可各散去。”

③李鸿章主要着眼于军事,断言祁门为“绝地”,不宜久留。当然,“胆怯”也确是他劝说曾氏“及早移军”的动因之一。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,他之所以驻守祁门,主要是做给令其督军径赴苏常的咸丰看的一种姿态。因而“誓死守”,“诸将皆谏弗听”。

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曾、李又因李元度问题发生争执。李元度(字次青)是曾国藩“辛苦久从之将”,曾国藩在靖港、九江和樟树镇败绩后的艰难岁月中,曾经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。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的“情谊之厚始终不渝”。李元度擅长文学而不知兵,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,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,领兵驻防徽州。当太平军李侍贤部来攻时,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,出城接仗,一触即溃,徽州易手。李元度徘徊浙赣边境,经久不归,后来虽然回到祁门,但不久又私自离去。曾国藩悔恨交加,决定具疏劫之,以申军纪。曾国藩此举,本来无可厚非,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,指责他态恩负义。李鸿章“乃率一幕人往争”,声称“果必奏劾,门生不敢拟稿。”

曾国藩说:“我自属稿”。李鸿章表示:“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,不能留侍矣。”曾国藩生气地说:“听君之便”

①。10月25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:

“日内因徽州之败,深恶次青,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,不达事理,抑郁不①徐宗亮:《归庐谈往录》,卷1,第20页。

①曾国藩:《致澄弟》,《曾国藩全集》,家书一,第583页。

②曾国藩:《致沅弟季弟》,《曾国藩全集》,家书一,第575页。

③薛福成:《李傅相入替文正公幕府》,《庸盦笔记》,卷1,第12—13页。

①薛福成:《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》,《庸盒笔记》,卷1,第13页。

平,遂不能作一事。”

②从曾国藩手书日记原稿看,曾国藩在“而”与“又见”

之间,圈掉“少荃”两字,他的原意可能要写“少荃不明大义,不达事理”。

其实,曾氏对李鸿章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。曾国藩坚持己见,终于将李元度弹劾去职。李鸿章鉴于自己意见被拒和祁门奇险万状形势,便愤然辞幕,离开祁门,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。据说李鸿章途次曾走访胡林翼,说明辞幕原委。胡氏语重心长地劝道:“君必贵,然愿勿离涤生,君非涤生易以进身?”

李鸿章剖露心迹说:“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,不待人而兴者,今乃知非也。”

③李鸿章此时此地惜故他往,使曾国藩极为恼怒,并得出了“此君难与共患难”

④的结论。胡林翼写信劝说曾国藩:“李某终有以自见,不若引之前进,犹足以张吾军。”

⑤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,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,便于1861年3、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,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,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。

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,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“及早移军”,“先清江西内地”。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,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:李鸿章之议“颇识时务”,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“亦握形势”,“然丈未必采纳。能于湖口、东流驻使节,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,乃合使节之体裁,且功效必大。”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,不顾战略全局。

他写道:“使节兼三江非专为宣歙而设也。……握大符当大任以力肩大局为义,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较也。”

①曾国荃也驰书相劝,说“株守偏陬无益,宜出大江规全局”。曾氏喟然从之,移节东流②。

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,曾给丁未同年沈葆桢(字幼丹)去信询问福建情况,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。沈葆桢回信劝阻:“闽事糜烂,君至徒自柱才耳!”

另一位丁未同年郭嵩寿(字筠仙)也致函李鸿章,“力言此时崛起草茅,必有因依,试念今日之天下,舍曾公谁可因依者,即有拂意,终须赖以立功名,仍劝令投曾公。”李鸿章“读之怦然有动于心”

③。1861年6月25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,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:

阁下久不来营,颇不可解。以公事论,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,岂能无故弃去,起灭不测。以私情论,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。今春祁门危险,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。夏间东流稍安,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。鄙人遍身热毒,内外交病,诸事废阁,不奏事者五十日矣。如无醴酒之嫌,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。

④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,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。李鸿章环顾左右,也确信当今可资“因依”而“赖以立功名”者只有曾国藩,因此捐弃前嫌,于7月13日赶至东流,重新授身曾幕。曾国藩“特加青睐,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,曲尽其薰陶之能亭。”

①②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,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。

③刘体智:《异辞录》,卷1,第20页。

④欧阳兆熊:《水窗春呓》,第2页。

⑤刘体智:《异辞录》,卷1,第21页。

①胡竹翼:《复曾使相》,《胡文忠公遗集》,卷81,抚鄂书牍,第10页。

②王定安:《湘军记》,卷6,规复安徽篇,第19页。

③郭嵩烹:《玉池老人自叙》,第6—7页。

④曾国藩:《复李少荃》,《曾文正公书札》,卷15,第39页。

①刘体智:《异辞录》卷1,第2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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