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:他的常用药品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。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,寄来之物包括餐具、书籍、床单、轮椅和巧克力。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。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,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,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。

以前工作时,因为经常开会、谈判和见客户,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。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,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。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,若不小心摔倒,还会有骨折的危险。但是,只要还能站起来,沥川绝对不用轮椅。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。

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。沥川继而纠正说,他是残疾,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。

我继续窘。

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,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,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,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。他只想做个普通人,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。而我,谢小秋,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。

回来后的第三天,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,我送他去医院,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。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,死活不肯住院。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,怕我会崩溃。

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,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。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,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,让我尽管放心。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,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。

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,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。从那天起,沥川开始叫我“Honey(甜心)”。

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:成套的西装、领带、衬衣、T恤、牛仔裤、鞋子、内衣……袜子。我猜想,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,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,一股脑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。

衣物全部掏出来,堆了满满一床。

“沥川,”我叹气:“中国是个纺织大国,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,这里又不是买不到。”s3();

“纺织大国?我怎么不知道?”

“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?”

他顿了顿说:“Honey,我不随便买衣服的。”

“那还买了那么多——”

“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。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,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。特别是裤子。”

“这也不难,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?”

“昆明有裁缝,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。”

“呵,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——你非常小资!”

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。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,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。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、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。

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。每天都要洗碗、洗锅、洗锅盖、连酱油瓶也不放过。然后擦桌子、拖地板、洗马桶、倒垃圾。我戏称他为“清扫狂”。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,叫“Putzteufel”(清扫魔鬼)。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,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。

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。他可以单腿独立、长时间地站得笔直,昂首挺胸,一动不动。如果不看下身,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。沥川说,他是滑雪高手,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。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,就放弃了。

说到这里我问他:“你不是学经济的吗?怎么又转行了?”

回答出乎我的意料:“因为我哥哥。”

“你哥哥?”

“手术后,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,决定转校到芝加哥。芝大也有建筑系。我想了想,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,我就去了哈佛。”

“啊……哈佛!”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《爱情的故事》,“你有没有追过女孩子?

“头几年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,”他说,“学业很重,压得人喘不过气,我日日学习到凌晨。”

“要这样拼命吗?”

“系主任是我爷爷的老朋友,不想太丢他的脸。”

“哎沥川,瞧你这经历,怎么说也算一部励志小说啊!”他拧我的耳朵,“这么优秀的励志青年,却被你写进了低俗的言情小说里!”

我大笑。

将卧室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,我把自己衣服塞进了纸盒。

沥川拦住我:“嗳,我不是这个意思嘛。”

“你的衣服这么贵,得小心存放。我的衣服很便宜,随便塞哪都可以。”

“不行,一人一半,要不明天再买个衣柜。”

“别买了,房子太小装不下。那就一人一半吧。”

我们坐在床上,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每件衣服叠成很小的一块,一点一点地塞进抽屉里。

过了一会儿,沥川站起来找拐杖,我到客厅将他常用的一对肘拐递给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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