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情拥有巨大的能量。大部分的人都渴望得到同情。给他们同情,你将会得到他们的爱。

有这样一段话,它具有神奇的作用,能够避免争执,去掉不好的印象,创造出良好的氛围,并能让别人认真倾听。这段话就是:

“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受。如果我是你的话,我肯定也会和你有一样的看法。”

在你所遇见的人中,大部分都渴望得到同情。同情他们吧,你将会得到他们的爱。

有一次,我在电台发表演说,评论《小妇人》的作者露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。我本来知道她是住在麻省的康科特,并且她那本不朽的著作就是在那儿写成的。可我竟想也没想地说我曾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特凭吊她的故居。如果我说了一次也就罢了,我的天,我竟然说了两次!于是,无数的信件、电报像马蜂一样涌进我的办公室,让没有准备的我不停地应付。多数是在表达气愤,当然还有一些是侮辱我的。有一个住在费城叫卡洛妮亚·达姆的女士,麻省的康科特恰好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,她残酷地把全部的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。我想,即使我说奥尔科特小姐是来自新几内亚的食人族,她的火气也不会更大了,因为她的火气实在已大得不能再大了。我读着她的信,对自己说:“哦,上帝,我幸亏没有娶这个女人。”我真想写信回敬她两句,因为,我犯的这个地理错误,实在比不上她在对人礼节上犯的错误。可是我没有那样做,我控制住了自己。我知道,如果我那样做的话,我就等于是一个冒失的傻瓜。

我要比傻瓜做得更好些才行。所以我决定试着化敌为友。显然,这是个挑战,也是个游戏。我告诉自己:“是的,如果我是她的话,我也可能有跟她一样的感受。”于是,我决定接受她的观点。当下一次去费城时,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。下面是我们的部分谈话:

我:“某某夫人,您几个星期以前给我写了一封信,我希望向您表达我的谢意。”

她(用非常礼貌的语气):“我很荣幸和您通话。请问您是哪一位?”

我:“您没有见过我,我叫戴尔·卡耐基。在几个星期前,您收听过一次我有关露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的电台评论。我犯了个难以谅解的错误,居然说她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特。这个错误非常地愚蠢,我特地为了这件事向您道歉。您真是个好心人,能抽出宝贵的时间写信给我纠正。”

她:“卡耐基先生,那封信是我写的,非常抱歉,我是一时意气用事,我必须向您道歉。”

我:“不!该道歉的是我,不是您。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犯我那种错误。在那次评论后的第二个星期天,我在广播中道过歉了,现在,我想专门向您亲自道歉。”

她:“我就出生在麻省的康科特。200多年了,我家族里的人一直参与麻省的重大事情,那是让人自豪的故乡啊。所以,当我听到你说新罕布什尔是奥尔科特小姐的出生地时,我伤心极了。但是,我对我写了那封信感到歉意。”

我:“我想我伤心的程度是您的10倍。我的错误并没让马萨诸塞州损失什么,但却让我自己非常难过。具有您这种身份及文化背景的人士,很难得给电台的人写信。假如您再次在广播中发现我错了,希望您再写信来纠正我。”

她:“您知道吗?对您接受了我的批评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您真是个好人。我很愿意成为您的朋友。”

于是,因为我向她道歉并接受她的观点,所以她也向我道歉并接受我的观点。我很满意,因为我止住了火气,并且用谅解友好的态度,来回应羞辱。我让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,我因此非常满意。如果我当时也是以牙还牙的话,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。

美国的历任总统,都几乎每天要面临着怎样对待别人的问题。塔夫特总统就是其中一个,但他从经验中明白了“同情”的巨大作用。塔夫特在他写的《服务的道德》一书中,列举了一件事情,详细阐述了他是怎样让一位有野心的母亲,从失望的怒火中平静下来的。

塔夫特写道:“有一位夫人住在华盛顿,她的丈夫是位有一些政治影响力的人物,她来找我,请求我给他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,就这样,缠了我6个多星期,并且,许多参议员及众议员也支持她,和她一块儿见我,为她作保。但是,这个职位的工作需要具备相应的专门技能的人,于是在该局局长的推荐下,我任命了另外一个人。随后,那位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,说我是世上最坏的人,因为我的行为剥夺了她的快乐,本来我可以很容易做好的。她还说她和她的州代表商量过了,要对一项我特别感兴趣的行政法案投反对票,她说这是对我的报复。

“当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时,你立即就会想,这真是一个不讲道理又没有礼貌的人,随后你可能就会马上给她回信。但聪明的做法是,先把信锁进抽屉,等上两天。这种事情,一般是等两天再回信。而两天后,你再拿出信时,就不会再想寄了。我正是这样做的。于是,我坐下来,用尽可能客气的语气给她写回信。我对她说,我非常清楚一个做母亲的在这种情况下,一定非常失望,但是,我不能随便根据我个人的感情来任命一个人,我必须选择一个有相应的技术和经验的人,所以,我必须接受局长的推荐。并且,我进一步表示,我希望她的儿子在当前的职位上能实现她对他的期望。这平息了她的恼怒,她在一张写给我的便条中,对于她上次写给我的那封信表示了歉意。

“但是,我签署的那项任命,没有马上被通过,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收到了一封自称是她丈夫的信,但是我看出这封信的笔迹几乎和上次的完全一样。信里面说,因为她在这件事情上受的打击,她得了神经衰弱,病得起不了床,并恶化成最严重的胃癌。信里质问我难道不能把以前那项任命撤销,再重新任命她的儿子,从而让她的病好起来?于是我不得不再给她的丈夫写一封信。我在信中说,我希望那项诊断是错误的,我非常同情,他一定为妻子的重病而十分难过,但我不可能把签署的那项任命撤销。我的那项职位任命最后终于获得通过,在我接到那封信的两天后,我在白宫举行音乐会。在音乐会上,这对夫妇是最先向塔夫特夫人和我问候的,尽管这位夫人这几天差点‘病死’。”

杰易·蒙格是俄克拉荷马州吐萨市一家电梯公司的业务经理。该公司和吐萨市一家最好的旅馆签订了合同,这家旅馆的电梯由他们来维修。为了方便房客,每次维修时,旅馆经理只给两个小时的维修时间。可是修理至少要8个小时才能搞定,而当旅馆的电梯停修时,他的公司最好的技术工人又不一定能及时赶到。

当公司技术最好的维修工有空的时候,蒙格打电话给这家旅馆的经理。他没有和这位经理争论,他这样说:

“瑞克,我理解你们旅馆有很多的客人,你要尽量避免电梯停开的时间过长。我知道你把这个看得很重要,我们会在这件事上尽力配合你。但是,通过对你们的电梯检查之后,我们确信如果现在不彻底把电梯修理好,电梯会遭到更加严重的损害,这会使电梯更经常地停开。我想你不会愿意给客人带来更大的麻烦。”

于是,旅馆经理答应把电梯停开8个小时用来彻底地维修。因为蒙格表达了理解旅馆经理照顾客人的想法,所以蒙格轻易地让这位经理同意了他的要求。

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钢琴教师佳茵·诺瑞丝讲述了她怎样面对和处理一个问题的,而这个问题在钢琴教师和十几岁女孩子间是经常会出现的。贝蒂的指甲留得很长,但是,这么长的指甲会妨碍弹好钢琴。

诺瑞丝说:“我知道她的长指甲会阻碍她想弹好钢琴的愿望。但是在开始教她弹琴前,我们聊天的时候,我丝毫没有提她的指甲。我不想打击她学钢琴的热情,我也明白她很在乎她的指甲,并且花很多时间在上面,以使它看起来很有吸引力。

“在第一堂课后,我想是时候了,就对她说:‘贝蒂,你的手和指甲非常漂亮。我也知道你非常想把钢琴弹好,如果你能把指甲修短一点,你就会发现弹好钢琴就变得容易多了。我理解你有点舍不得,你好好地考虑一下,怎么样?’她做了个鬼脸,说她不会把指甲修短,我也找她的母亲谈论了这个情况,说起她的漂亮指甲的问题,又得到了否定的回答。显然,贝蒂仔细保养着她美丽的指甲,她非常珍视她的指甲。

“当贝蒂下个星期来上第二节课时,让我没想到的是,她的指甲变短了。我夸奖了贝蒂,并去感谢她母亲给她的影响。她母亲回答说,她并没有说她什么,是贝蒂自己决定的,并说这是她第一次因为别人剪指甲。”

诺瑞丝没有威胁贝蒂,也没有说她会因此而不教她。她告诉贝蒂她的指甲很漂亮,并表示把指甲修短对贝蒂来说是一种牺牲。这等于她做了这样的暗示,“我非常同情你,我知道决定把指甲修短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,但是你会在弹钢琴方面得到更大的好处。”

S·胡洛克是美国音乐圈里最牛的经纪人之一。在20多年的时间里,他和查理亚宾、伊莎贝拉·邓肯,以及拔夫洛华这些大牌艺术家有着很深的交往。胡洛克对我说,和这些脾气暴躁的明星们打交道,首先要具备的,就是同情,尤其是面对他们那种荒谬的怪僻更是需要同情。

他曾做过3年查理亚宾的经纪人,查理亚宾是最棒的男低音之一,曾唱火了大都会歌剧院。但是,他却非常不让人省心。他很多时候的表现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。胡洛克先生这样说他:“这家伙在各方面都让人感到头疼。”

举个例子,在查理亚宾举行演唱会的一天中午,他在给胡洛克先生的电话中说:“胡洛克先生,我觉得非常糟。我的嗓子简直成了碎肉饼了,看来我没法演出了。”胡洛克先生没有马上和他争论,他清楚作为经纪人他不能这样对待他的艺人。胡洛克立即赶到查理亚宾的旅馆,用带着忧伤而又十分同情的语气对他说:“太可怜了,我亲爱的朋友。是的,你无法上台演唱了,我会马上取消这场演唱会。你也就是扔了一两千美元而已,这根本算不了什么,因为让你的名誉不受损失是最重要的。”

查理亚宾听完这些话,叹一口气说:“我想,最好你傍晚再来瞧瞧,5点钟的时候再来一次吧,说不定我会好一些。”

胡洛克在下午5点钟又赶到他的旅馆去,还是充满同情地面对他。他又说没法唱,并且又叹口气说:“或许你最好等一会儿再过来看看,那时我可能感觉会好一些。”

这位很牛的男低音终于在7点半答应可以唱了。他让胡洛克先生答应在演出开始前向观众们宣布,查理亚宾得了重感冒,嗓子非常不舒服。胡洛克先生马上答应了他,因为他清楚,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位很牛的男低音上去唱。

盖兹博士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《教育心理学》中说:“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同情。小孩子着急地把他的伤口让别人看,甚至故意把小伤口搞得更大,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同情。同样的,大人也为此展示他们的伤痕,诉说他们的意外、病痛,尤其是被动手术的细节。从某种角度来说,为发生的或空想的不幸而自怜自爱,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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