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5年2月

艾瑟尔给弟弟比利写信:“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,每天在曼尼·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。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。也没人愿意要我,除了一个乏味的、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。”

“我去看了医生,”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,“我告诉他,‘我的屄发痒’。”

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。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,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。屋子里没有生火,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,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。地板上光秃秃的,没有地毯。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,已经开始掉皮,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。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,屋子里十分憋闷,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,她们都穿着外套,头上戴着帽子。

她们刚刚停下工作,准备休息片刻,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。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·帕金斯,跟她年龄相仿,是个伦敦人。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。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,她原本算得上漂亮。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。现在她接着说:“医生对我说,‘你不应该说这个,这个字眼很粗俗’。”

艾瑟尔笑了。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,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。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。泰-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,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。她们年龄有大有小,来自不同民族,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,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。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,急需这份工作。

“我就问他,‘那我该怎么说呢,大夫?’他对我说,‘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’。”

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,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。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,大纸箱里装满袖子、后背和裤腿,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,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,打扣眼、缝上纽扣。她们是计件工,干多少活,就拿多少报酬。

“他对我说,‘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,还是偶尔才痒?’”

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,女人们都不说话,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。

“我说,‘不,大夫,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’。”

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,爆发出一阵喝彩声。

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,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,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,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。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。杯子里装着茶、热巧克力、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。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。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,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。

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,伸一伸胳膊和腿,揉揉眼睛。艾瑟尔想,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,但也十分累人,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,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,还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上头的老板曼尼·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,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,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。

五分钟后,曼尼走进操作间,拍了拍手说:“好啦,开始工作吧。”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,又坐回长椅上。

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,但并不是最坏的。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,占她们的便宜。他三十岁上下,长着黑眼睛、黑胡子。他父亲是个裁缝,从俄国老家来这儿,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,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。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,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。

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。从八月到圣诞节,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,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。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。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-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。

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。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,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,但她必须攒些钱,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。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。

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,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。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,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。即便如此,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。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,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,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。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,同样是这些男人,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,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。

最后,她只得忍气吞声,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,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。

她揉了揉后背。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,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。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,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。

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,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。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,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。

艾瑟尔说:“你看,曼尼,你应该在这儿放个小药箱,里头放点儿绷带和碘酒,再用铁盒装些其他零碎。”

曼尼说:“你以为我是造钱的?”每次他的工人提出什么要求,他都这么回答。

“但是每次我们有谁受伤了,你可就得赔钱了,”艾瑟尔好心好意地劝说道,“她们两个离开差不多一个小时了,就因为不得不跑药房去让药剂师看一眼伤口。”

缠着绷带那个咧嘴一笑,说:“而且,我还得在‘小狗小鸭’酒吧待上一会儿,给自己压压惊。”

曼尼没好气地对艾瑟尔说:“我看你还想让我在药箱里放一瓶杜松子酒吧。”

艾瑟尔没理会他这句话:“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,算算该花多少钱,然后你再作决定,行不行?”

“我可没答应任何事情。”曼尼说,但他每次一说这句话,几乎就算是答应了。

“那好吧。”艾瑟尔转过身,继续干手里的活。

每次都是艾瑟尔向曼尼提出改进工作环境的要求,或是抗议曼尼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决定,比如让她们自己支付磨剪子的钱。这一切并非刻意,但她似乎成了她父亲经常担当的那种角色。

脏兮兮的窗户外面,短暂的午后时光匆匆过去,天色已经变暗。艾瑟尔觉得每天最后的三个小时最难熬。她后背酸疼,头顶的灯光照得她脑袋阵阵作痛。

可是,到了七点钟的时候,她又不愿意回家了。一想到要独自熬过漫漫长夜,她就感到压抑。

艾瑟尔初来伦敦的时候倒是受到几个年轻人的注意。她没有真正地喜欢哪一个,但她接受邀请,一道去看电影,听音乐会,晚上去酒吧坐坐,她也吻过其中一个,尽管算不上有多热情。然而,一旦她的身孕显形,他们就一个个打了退堂鼓。漂亮女孩令人爱慕,可怀了孩子的妇女就另当别论了。

今晚还好,她要去参加一个工党举行的会议。艾瑟尔在买下房子不久就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阿尔德盖特分部。她很想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有何感想。他会像上次那样从家里把她赶走,将她排斥在自己的政党之外,还是正好相反,他会暗暗高兴呢?这件事她可能永远都无从了解。

今晚的演讲者是西尔维亚·潘克赫斯特,她是一位女权运动领袖,为妇女参政奔走呼吁。眼前这场战争在著名的潘克赫斯特家族内部造成了分裂。母亲埃米琳表示要在战争期间放弃这项运动。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支持母亲,但另一个女儿西尔维亚跟她们分道扬镳,继续从事女权运动。艾瑟尔站在西尔维亚一边——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,妇女都受到同样的压迫,她们若没有选举权就永远不会受到公平对待。

她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,跟其他女工说再见。煤气灯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,有匆匆往家赶的工人,也有揽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者。“小狗小鸭”酒吧的门敞开着,里面逸出一股温热而兴奋的气息。艾瑟尔理解那些整晚都待在这种地方的女人。茶坊酒肆比大多数人的家舒服,能找到亲密的陪伴,就着廉价的杜松子酒一醉方休。

酒吧旁边是一家名叫“李普曼”的杂货店,但现在已经关门了。一伙爱国者砸烂了这家店铺,只因为它取了个德国名字。铺子已经用木板条封了起来。讽刺的是,店主实际上是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犹太人,他的儿子正在高地轻步兵团服役。

艾瑟尔赶上一辆公共汽车。尽管只有两站地,但她实在太累,不想步行。

会议在卡尔瓦利福音馆举行,这也是茉黛女勋爵诊所的所在地。艾瑟尔之所以在阿尔德盖特安家,就因为这是她唯一听过的伦敦城区,茉黛曾多次提到这个名字。

墙壁上的几个煤气炉架都点了火,让会堂显得欢快惬意,房间正中的煤炉驱散了寒气。一排排廉价的折叠椅早已摆好,面对着前面的一张桌子和诵经台。分部书记伯尼·莱克维兹跟艾瑟尔打了声招呼,这人勤奋好学,虽然有些迂腐,但十分热心。今天他显得有些不安。“我们的演讲人不来了。”他对艾瑟尔说。

艾瑟尔有些失望。“那我们怎么办?”她问道,朝四下看了看,“你这儿已经来了五十多人了。”

“他们另派了一个人代替,但她还没有赶到。我不知道这人能不能起作用。她连党员都不是。”

“是谁?”

“她的名字是茉黛·菲茨赫伯特女勋爵。”伯尼不以为然地补充说,“据我推测,她出自某个拥有煤矿的家族。”

艾瑟尔笑了。“真想不到!”她说,“我以前为她工作。”

“她演说怎么样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艾瑟尔一时来了兴致。自从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二——茉黛与沃尔特·冯·乌尔里希结婚,英国向德国宣战——以后,她还没有见过茉黛。艾瑟尔还保存着沃尔特给她买的礼服,她把这件衣服小心翼翼地用纸巾裹起来,挂在衣柜里。那是一条粉色的丝绸薄纱连衣裙,也是她迄今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。当然,这衣服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。再说,穿这种上好的衣服参加工党会议也不合适。当时戴的那顶帽子她也没丢,事后就放进了邦德街那家店铺的原包装盒里。

艾瑟尔在位子上坐下,总算让不堪重负的双脚轻松了下来,然后等待会议开始。她永远不会忘记婚礼后跟沃尔特那位英俊的堂兄罗伯特·冯·乌尔里希去丽兹的经历。进餐厅时有一两个女人紧紧盯着她看,让她怀疑虽然自己穿的是昂贵的衣服,但一定是什么地方暴露出她来自工人阶级。不过她没怎么放在心上。罗伯特尖酸刻薄地对其他女人的衣着和首饰评头论足,听得她乐不可支,她跟他稍带提及威尔士采矿小镇上的生活,这些对他来说,新奇程度不亚于听人说起因纽特人。

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呢?不用说,沃尔特和罗伯特两人都参加了战争,沃尔特跟随德国部队,罗伯特则加入奥地利军队,艾瑟尔无法得知他们是死是活。她再也没有听过菲茨的消息。她推测他跟随威尔士步枪团去了法国,但甚至连这一点她也无法确定。不过,她还是认真看了报纸上的阵亡名单,担惊受怕地寻找菲茨赫伯特的名字。她恨他那样狠心待她,但没发现他的名字还是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。

她本可以跟茉黛保持联系,只要周三去她的诊所就行了,但她该为自己的到访作何解释?除了七月闹了一次小小的恐慌——她发现内衣上有了一点点血迹,格林沃德医生安慰她说不必在意——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。

不过,六个月过去了,茉黛却一点儿都没有变。她像以前一样精心装扮,引人注目。她戴着一顶大大的宽边帽子,别在帽带上的一支羽毛高高挺起,好似游船的桅杆。艾瑟尔一下子觉得自己身上的棕色旧外套寒酸至极。

茉黛发现了她,朝这边走了过来。“你好啊,威廉姆斯!对不起,我该叫艾瑟尔。这真是意外的惊喜!”

艾瑟尔握了握她的手。“我就不站起来了,你能原谅我吧,”她拍了拍胀鼓鼓的肚子,“刚才我还想呢,就是国王来了,我恐怕都站不起来。”

“千万别在意。开完会,我们找个地方说说话行吗?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茉黛走到桌边,伯尼便宣布会议开始。像伦敦东区的许多居民一样,伯尼是个俄裔犹太人。事实上东区很少有纯正的英国人,那儿有很多威尔士人、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。战争之前还有很多德国人,而现在来了成千上万的比利时难民。东区是他们下船上岸的地方,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定居的落脚点。

尽管今天请了一位特殊客人,伯尼还是坚持首先说明未到会者的缺席原因,总结前次会议的纪要等烦琐事项。他以前曾在地方议会的图书馆工作,做事十分注重细节。

最后他才介绍茉黛。她谈吐自信,深知妇女所受的压迫。“女人跟男人做同样的工作,就应该获得相同的工资,但是,他们常常对我们说男人需要养家过日子。”

台下几个男人使劲点着头——他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。

“可是,一个要养家过日子的女人该怎么办呢?”

这话赢得了女人们的低声附和。

“上周我在阿克顿遇到了一个女孩,丈夫离开了她,她要用每周两英镑的收入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,让他们吃饱穿好。她丈夫在托特纳姆制造船螺旋桨,每周能挣四镑十先令,但钱全花在小酒馆里!”

“就是这样!”艾瑟尔身后的一个女人说。

“最近我在伯蒙德跟一个女人谈过话,她丈夫在伊普尔战死了。她要抚养他的四个孩子,但只能拿女人拿的那点儿工资。”

“真是可耻!”几个女人异口同声。

“如果雇主为每一枚活塞销付给男工人一个先令,那也该付给女工人相同的工资。”

男人们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。

茉黛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下面的听众。“每当我听到社会党的那些男人反对同工同酬,我就会对他们说:你们是在容许贪婪的雇主把女性当作廉价劳动力吗?”

艾瑟尔觉得,以茉黛的出身,需要很大的勇气、很强的独立性才能拥有这样的见解。她很羡慕茉黛。羡慕她漂亮的衣服和流利的演讲。最让她嫉妒的,是茉黛跟自己爱的人结了婚。

演讲结束后,几个工党男党员挑衅般向茉黛发问。分部出纳员是一个红脸膛的苏格兰人,名叫乔克·里德,他说:“我们的小伙子们正在法国出生入死,你怎么还能在这儿不停地抱怨什么女人的选举权?”有人在下面大声附和着。

“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,因为这也是困扰很多男人和女人的问题。”茉黛说。艾瑟尔钦佩她回答中那种和缓安抚的语气,跟充满敌意的提问者形成强烈的反差。“战争期间是否该继续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?你是否要参加工党的会议?工会是否要继续抗争反对剥削工人?保守党在这期间停止运作了吗?不公正和压迫现象延迟进行了吗?没有,同志。我们绝不能容许与进步为敌的人利用战争扩大声势。它绝不能成为因循守旧势力阻挡我们的借口。正如劳埃德·乔治先生所说,一切还是老样子。”

会议结束后,有人端上茶水——自然又是女人在忙碌。茉黛坐在艾瑟尔旁边,她摘下手套,柔嫩的手捧着粗糙的蓝色陶土杯碟。艾瑟尔觉得不能跟茉黛说她哥哥的真相,那样显得太不近人情。于是她便继续编造故事,那个“泰迪·威廉姆斯”在法国战死了。“我就跟人家说我们结婚了,”她碰了碰手上那只廉价的戒指,“这些日子谁都不在乎这种事了。男人们要上战场,女孩都想遂了他们的心愿,结不结婚都行。”她压低声音接着说,“我估计你没有沃尔特的消息吧。”

茉黛笑了:“发生了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。你读过圣诞休战的报道吗?”

“是啊,我当然读了。英国人和德国人交换礼物,在无人区踢足球。只可惜他们没把休战持续下去,就此拒绝打仗。”

“的确。不过菲茨见到了沃尔特!”

“是吗,这简直不可思议。”

“是啊,菲茨不知道我们结婚了,所以沃尔特就十分小心,不能说漏嘴。但他传来消息,说他在圣诞节那天想着我。”

艾瑟尔捏了捏茉黛的手:“这么说,他一切都好!”

“他一直在东普鲁士打仗,现在到法国前线了,但他没受过伤。”

“谢天谢地。不过我觉得你不太可能再收到他的消息了。这种好运气不会天天有。”

“是啊。我唯一的希望是,他出于某种原因被派到某个中立的国家,比如瑞典或者美国,在那儿他就可以给我写信了。否则我就得一直等着,直到战争结束。”

“伯爵怎么样?”

“菲茨很好。战争最初的几周他是在巴黎度过的。”

那时候我正在血汗工厂寻找工作,艾瑟尔愤愤不平地想。

茉黛接着说:“碧公主生了一个男孩。”

“菲茨肯定很高兴,他有了继承人。”

“我们都很高兴。”茉黛说。艾瑟尔意识到,她虽然离经叛道,但仍然是位贵族。

会议就这样散了。外面有辆出租车等着茉黛,两个女人互相道别。艾瑟尔和伯尼·莱克维兹一起上了公共汽车。“她比我预想的要好,”他说,“她来自上层阶级,但头脑很清醒。而且也很友好,尤其是对你。我估计你在那儿工作的时候跟他们一家处得很不错。”

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你猜都猜不到,艾瑟尔想。

艾瑟尔住的那条街很安静,斜坡上排列着一座座小房子,尽管陈旧,但房子盖得很好,住户大多是较为富裕的工人、手工业者和企业管理者。伯尼陪着她走到大门口。他大概想吻她一下作为道别。她心里犹豫着是否要让他这样,因为她心存感激,世界上还算有个人依然觉得她漂亮,被她吸引。

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:她不想让他空怀希望。“晚安,同志!”她乐呵呵地说,随后进屋关门。

楼上黑着灯,没有任何动静——米尔德里德和她的孩子已经睡着了。艾瑟尔脱去衣服钻进被子。她很疲乏,但头脑依然活跃,让她无法入睡。过了一会儿她从床上爬起来,烧了一壶茶。

她决定给弟弟写一封信。她打开记事本,写道:

我最亲爱的妹妹利比,

按照他们孩提时玩的秘密代码,这封信要跳着读,只有第三个单词才算数,熟悉的名字必须颠倒着写,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“亲爱的比利”。

她记得自己的办法是先把想说的话写好,然后再把其他字眼安插在空白处。她继续写道:

独处孤单觉得痛苦。

接着她为这句话加密。

我正独处此地,如果你孤单一人,就不觉得幸福或痛苦。

小时候她很爱玩这个游戏,这等于发明出一条假想的消息来隐藏真实内容。她和比利还琢磨出一种有用的技巧:打了叉的话算,下面画线的话则不算。

她决定先把想写的东西全写出来,再回过头来加密。

伦敦的街道不是用金子铺的,至少阿尔德盖特这里如此。

她原来想写一封让人读起来高兴的信,避而不谈自己的烦恼。后来她又想:去他的吧,我跟自己的弟弟就该说实话。

我以前相信自己与众不同,你先别问为什么。人们都说,她那么完美,自以为待在阿伯罗温太可惜了。他们那时并未说错。

一想起过去的那段时光,她就忍不住泪眼模糊——干干净净的制服,一尘不染的仆人休息室里丰盛的餐食,还有,最让她难过的是曾经拥有的苗条、漂亮的身体,如今已是另一番模样。

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,每天在曼尼·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。我每晚都头疼,后背更是疼得没完没了。现在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。也没人愿意要我,除了一个乏味的、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。

她咬着铅笔头,呆呆地想了很长时间,最后写道:

我真不如死了的好。

每到当月第二个星期天,就有一位东正教教士从加地夫坐火车到阿伯罗温山谷,提着一只装满精心包裹的圣像和烛台的手提箱,来为俄国人做礼拜。

列夫·别斯科夫讨厌牧师,但他每次都参加礼拜——这种事情必须到场,因为随后有一顿免费的午餐。礼拜在一间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举行。墙上镶着一块牌匾,说明这是一家卡内基图书馆,是用美国慈善家的捐款修建的。列夫能读懂东西,但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觉得阅读是一种乐趣。这儿的报纸被固定在大木夹子上,这样就不会被人偷走了,屋子里还有个写着“肃静”的牌子。待在这种地方究竟能有什么意思呢?

阿伯罗温的大多事情列夫都不喜欢。

什么地方的马都一样,但他讨厌在井下工作。周围总是黑咕隆咚,半明半暗,浓重的煤尘让他咳嗽不止。

这地方总是阴雨连绵。他从未见过哪里会下这么多雨。没有电闪雷鸣后的暴雨,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和随后云开日出的干爽天气。不,这里是滴滴答答的毛毛雨,一下就是一整天,有时甚至是一个礼拜。雨水顺着裤脚爬到他的身上,再从衬衣的后摆滴到地上。

罢工的浪潮在八月战争爆发后渐渐消退,矿工们陆续开始上班了。大多人被重新雇用,住回了原来的房子。但不包括被管理方认定是带头闹事的人,他们中大部分已经离开,参加了威尔士步枪团。被逐出的那些寡妇也找到了住的地方。破坏罢工的人也不再受孤立——当地人最后明白过来,实际上这些外国人也一样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操纵。

不过,这并不是列夫逃离圣彼得堡的目的。当然,英国比俄国好,这里容许有工会,警察也没有完全失控,连犹太人都十分自由。尽管如此,他仍然不打算在这个偏僻的采矿小镇扎根,靠累死累活的工作维持生计。这不是他和格雷戈里梦想的那种日子。这里不是美国。

就算他有心留下,但为了格雷戈里也得继续前进。他知道亏待了自己的哥哥,所以发誓要寄钱给他买船票。列夫没少干违背承诺的事,但这次他决心说话算话。

他就快攒够从加地夫到纽约的船票钱了。他把这些钱藏在威灵顿街的房子里,在厨房的石板下面,连同他的那把手枪和他哥哥的护照。当然,这笔钱并不是靠他每周的工资积攒下的,那点钱几乎只够他买啤酒和烟草。他的积蓄来自每周的牌局。

斯皮利亚已经不做他的搭档了。这个年轻人在几天后就离开了阿伯罗温,回到加地夫找更轻松的工作去了。不过,要找一个贪婪的人并不难,列夫很快就结交了一个名叫里斯·普莱斯的经理助理。列夫确保里斯少输多赢,然后两人平分收益。重要的是不能做得太过火:有时别人也得赢上一两次。如果矿工们知道了这些秘密,不光是扑克牌赌局不能再玩了,他们还有可能杀了列夫。所以,钱积攒得很慢,因此列夫不能放弃这顿免费的午餐。

每次牧师都是坐着伯爵的汽车从火车站到泰-格温的,总有雪利酒和蛋糕招待他。若碧公主在家,就会和牧师一道去图书馆,在他入场的前几分钟进去,如此便不必跟平民一起等太久。

今天她进门的时候,阅览室墙上的大挂钟刚过十一点。天气寒冷,她穿戴着白色毛皮大衣和帽子抵挡2月的严寒。列夫强忍着浑身的颤抖——他一看见她,就仿佛回到了六岁,再次经历一个孩子目睹父亲被当众吊死的巨大恐惧。

牧师跟在后面,身穿一袭米色长袍,戴着一条金腰带。今天是头一次还有另一个人陪着他,那人穿着见习牧师的衣服,列夫仔细一瞧,立刻惊呆了——竟是他以前的同伙斯皮利亚。

看着两位牧师开始准备礼拜用的五个烤饼和红酒,列夫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是上帝让斯皮利亚改变了自己,还是他把牧师这套行头当成偷窃和行骗的又一种掩护?

老牧师唱起祝祷词,几个更虔诚的人组成了一个唱诗班——他们的威尔士邻居对这种进步十分赞赏——现在他们唱着第一首圣歌。列夫照着别人的样子在胸前画十字,但他心神不定,一直在想着斯皮利亚。一个牧师出于公正的目的会直接说出真相,从而毁掉一切——不会再有赌局,也不会有去美国的船票,不会有钱寄给格雷戈里了。

列夫回忆起最后那天发生在“天使加百利号”上的事情,当时他恶狠狠地威胁说要把斯皮利亚从船上扔下去,只是因为一句话惹恼了他。这件事斯皮利亚也一定记得。列夫后悔当初不该这样侮辱他。

礼拜的整个过程里,列夫一直观察着斯皮利亚,希望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。当他走上前去接受圣餐时,试图跟自己的老朋友对视一下,但对方没有流露任何认出他的迹象——斯皮利亚完全沉浸在仪式之中,或者假装是这样。

接着,两位神职人员同公主一道坐车走了,三十几个俄国基督教徒也步行离去。列夫不知道斯皮利亚会不会在泰-格温跟他说话,不安地寻思着他可能会说些什么。他会不会假装那些欺骗行为从未发生过?他是否会走漏消息,把矿工们的怒火引到列夫的头上?他会不会开出价码,换取自己的沉默?

列夫真想立刻离开镇子。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一列火车前往加地夫。如果他手里再多点钱可能立刻就逃了。但他的钱不够买票,所以只得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山坡,到城外伯爵的豪华宅邸吃午饭。

他们在楼下的仆人休息室进餐。饭食很丰盛——有羊肉炖菜,面包随便吃,还能喝到麦芽啤酒。公主身边的中年俄国女仆妮娜也加入进来,为他们充当翻译。她对列夫很有好感,给他多拿了一份啤酒。

牧师跟碧一起进餐,但斯皮利亚来到仆人休息室,在列夫旁边坐下。列夫脸上露出最为热情的笑容:“你好,老朋友,真是太让人惊喜了!”他用俄语说,“恭喜恭喜!”

斯皮利亚没被他的话打动:“你还在打牌吗,我的孩子?”

列夫脸上仍带着笑意,压低了声音说:“如果你不提这事儿,我也闭嘴,公不公平?”

“我们饭后再谈。”

列夫很沮丧,斯皮利亚到底打算耍什么花招,他要当正人君子,还是准备勒索要挟?

午餐结束后,斯皮利亚从后门出去,列夫跟在他后面。斯皮利亚一言不发地带着列夫来到一个白色的圆形大厅,这里好似一个微型的希腊神庙。站在上升的平台上,任何人靠近这里他们都能看见。天空下着雨,雨水滴滴答答沿着一根根大理石柱落下来。列夫抖掉帽子上的雨滴,又把它戴回头上。

斯皮利亚说:“你还记得在船上时我问你,如果我拒绝给你那一半钱,你会怎么做吧?”

列夫当时使劲把斯皮利亚抵在栏杆上,威胁要拧断他的脖子,把尸体扔进大海。“不,我不记得了。”他撒谎说。

“没关系,”斯皮利亚说,“我只是想原谅你。”

这么说,他是要公正处置,列夫稍稍放下心来。

“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,”斯皮利亚说,“我已经认罪,并获得了赦免。”

“那我就不跟你的牧师打牌了。”

“不要开玩笑。”

列夫真想一把扼住斯皮利亚的喉咙,就像在船上那样,但斯皮利亚看来不会再受人恫吓。这身长袍给他壮了胆,这实在有点讽刺。

斯皮利亚接着说:“我应该向那些被你骗了钱的人揭露你的罪行。”

“他们不会感谢你。他们会报复我,也一样报复你。”

“我的圣衣会保护我。”

列夫摇了摇头:“你和我骗的都是些穷犹太人。他们大概还记得哥萨克人鞭打他们的时候,牧师在一旁笑着看热闹。你穿了长袍他们就踢得更狠,直到把你踢死了事。”

斯皮利亚那张年轻的脸上拂过一丝愠怒之色,但他强作笑容:“我更关心你,我的孩子。我不希望挑起暴力来对付你。”

列夫明白自己正面临威胁: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

“问题是你打算怎么办。”

“如果我停手的话,你会闭嘴吗?”

“如果你承认,做一次真诚的忏悔,停止你的罪,上帝会原谅你的——随后,我也不必再去惩罚你。”

那样,你也就逃脱了惩罚,列夫想。“好吧,我会照做。”他话一出口,就发觉自己这番让步做得太快了。

斯皮利亚接下去的话证明他没那么容易上当。“我会检查的,”他说,“如果我发现你违背了对我和上帝的承诺,我就会向你的受害者揭露你的罪行。”

“他们会杀了我的。你干得好,神父。”

“在我看来,这是解决这一道德难题的最好办法。我的牧师也同意。所以,要么接受,要么放弃。”

“我没有选择。”

“上帝保佑你,我的孩子。”斯皮利亚说。

列夫走开了。

他离开泰-格温大宅,冒雨赶回阿伯罗温,憋着一肚子火。他恨恨地想,身为牧师,怎么可以剥夺一个人活得更好的机会?斯皮利亚现在过得舒舒服服,衣食住行都有保障,由教堂和饥肠辘辘、一贫如洗的朝拜者们供养。这辈子大概斯皮利亚除了唱礼拜,以及胡搞当祭台助手的男孩以外,什么都不用干了。

列夫该怎么办?如果他放弃纸牌赌博,就永远攒不够路费。他注定要在这儿待下去,年复一年,在八百多米的井下喂马。他再也别想履行诺言,把去美国的船票钱寄给格雷戈里了。

列夫从来就不会挑稳稳当当的路走。

他朝双冠酒馆走去。在严守安息日规矩的威尔士,酒馆在礼拜天不能开门,但阿伯罗温当地不太重视这个。镇上只有一个警察,而他也跟大多数人一样,礼拜天在家休息。双冠把正门关上装装样子,常客们从厨房进去,里面的生意照常进行。

庞蒂家的两兄弟乔伊和乔尼正待在酒吧,喝着威士忌,这很少见。矿工们都喝啤酒,只有富人才喝得起威士忌,一瓶威士忌大概够双冠酒吧维持一年。

列夫要了一罐啤酒,跟其中的哥哥打招呼:“哎,乔伊。”

“哎,格雷戈里。”列夫仍然用他哥哥的名字,护照上就是这样写的。

“今天有钱了吧,乔伊,对不对?”

“哎。我跟乔尼昨天去了加地夫的拳击赛。”

兄弟俩本身长得就像拳击手,列夫心里琢磨着,两人都宽肩窄背,脖子粗壮如牛,也都长着一双大手。“好啊,比赛怎么样?”他问道。

“‘黑鬼’詹金斯对罗曼·托尼。我们赌托尼,他是我们意大利人。赔率是十三比一,三轮下来,他就把詹金斯打倒在地。”

列夫理解正式的英语有时很吃力,但他明白“十三比一”是什么意思。他说:“你该来打上一把牌。既然你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,才想起那句俗语,“既然你鸿运当头。”

“哦,我刚刚赢了钱,可不想马上就输掉。”乔伊说。

不过,半小时后在仓房里摆开赌阵的时候,乔伊和乔尼都参加了。其余几个玩家有俄国人,也有威尔士人。

他们按当地玩法打一种叫作“蒙三张”的牌局,列夫很喜欢玩。三圈后不再出牌、换牌,因此牌局玩得很快。如果有玩家提高赌注,他的下家必须跟着涨,否则出局,因此赌金便快速增长。投注持续升高,直到剩下两个玩家。这时候,其中一个玩家可以在前次赌注上加倍,迫使对手摊牌。最好的牌是三张同花色牌,被称为“头配”,而最高的牌点是3点“头配”,也就是三张3点的牌。

列夫有种本能,即使不作弊也能赢牌,但那样太慢了。

玩家按顺序轮流向左发牌,所以,在很长的时间里列夫只有一次对牌动手脚的机会。不过,作弊的办法多种多样,列夫设计出一种简单的代码,能让里斯及时告诉他是否来了好牌。这时,列夫就加高赌注,不管自己手里是什么牌,只管将赌注抬上去,加大总数。大多数情况下,其他人就自动出局了,列夫最后输给里斯。

第一手牌打了出去,列夫认定这是他的最后一场赌局。如果他把庞蒂兄弟搜刮一空,大概就有钱买船票了。等到下个礼拜天,斯皮利亚会打听列夫是否开了赌局,但那时候列夫已经坐上船横渡大西洋了。

随后的两小时里,列夫看着里斯赢得越来越多,他告诉自己美国正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地靠近。他一般不想让别人输得精光,因为他希望他们下周再来。但今天他要大大赢上一笔。

窗外,午后的天光渐渐变暗,现在终于轮到他发牌了。他给乔伊·庞蒂三张A,给里斯三张3。在这轮赌局中,三张3赢了三张A。他给自己发了一对大小王,这样就能堂堂正正把赌注做大了。他一直抬高价码,直到乔伊几乎输光了——他不想给人打任何借条。乔伊用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去赌里斯手里的牌。当他看到里斯摊出三张3点牌的时候,脸上露出一副既可笑又可怜的表情。

里斯把桌上的钱全揽了。列夫站起来说:“我真的一个子儿都不剩了。”牌局就此结束,几个人又回到了酒吧,里斯给大伙买了饮料,让几个输家心里好受些。庞蒂兄弟重新喝起了啤酒,乔伊说:“唉,也好,俗话说,来得容易去得快,是吧?”

几分钟后,列夫又起身去了外面,里斯紧随其后。双冠里头没有厕所,男人们全都在仓房后面的小巷里解手。这里的唯一照明是远处的一盏街灯,因而十分昏暗。里斯赶紧把赢钱的一半塞到列夫手里,一部分是硬币,其他都是花花绿绿的新钞票——绿色的是英镑,棕色的是十先令纸币。

列夫很清楚自己该得多少。计算数字对他来说轻车熟路,就像估算赌局赔率那样容易。回头他还要清点一下,但他相信里斯不会骗他。以前这家伙干过一次,列夫发现自己的一份里少了五先令——如果他粗心大意,也就忽略过去了。列夫去了里斯家,把他的左轮手枪捅进这家伙的嘴里,拉开撞针。里斯顿时吓得尿了裤子。之后,赢钱一直都是五五平分,精确到半个便士。

列夫把钱塞进上衣口袋,两人又回到了酒吧。

他们刚进门,列夫就看见了斯皮利亚。

这次他没穿长袍,换上了在船上穿的外套。他站在吧台边上,没要什么饮料,而是在跟一小群俄国人郑重其事地说着什么,其中就有参与牌局的人。

斯皮利亚随即看见了列夫,两人四目相对。

列夫转身往外走,但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。

他快步朝坡上的威灵顿街走去。斯皮利亚一定会出卖他,这一点十分肯定。这会儿他肯定在跟那些人解释列夫如何在牌桌上耍弄伎俩,把自己装成输家。那些人个个都会恨得咬牙切齿,庞蒂兄弟也会来讨回自己的钱。

当他快到家门口时,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人,手里拎着一只提箱,借着灯光他认出那是他的邻居,一个叫作“耶稣的比利”的年轻人。“哎,你好,比利。”他说。

“哎,你好,格雷戈里。”

这孩子好像准备出城,让列夫有些好奇:“你上哪儿去?”

“伦敦。”

列夫更来了兴致:“哪趟火车?”

“六点去加地夫的火车。”坐火车去伦敦要在加地夫换车。

“现在几点了?”

“还差二十分钟。”

“回头见。”列夫进了家门。他决定跟比利搭同一趟火车。

他进了厨房,打开电灯,移开地上的石板。他从下面拿出自己的积蓄、带着他哥哥名字和照片的护照,还有一小箱黄铜子弹和他的那把手枪。那是一支纳甘M1895,是他在牌桌上从一个陆军上尉那儿赢来的。他看了看弹膛,确定每个弹仓里都装好了子弹——用过的弹壳不会自动弹出,需要装弹时用手一个个抠出来。他把钱、护照和手枪一并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。

他在楼上找出格雷戈里那只带弹孔的硬纸板箱,把弹药、剩下的一件衬衣、内衣装进去,外加两副扑克牌。

他没有手表,但能够算出距离刚才和比利碰面已经过去了五分钟。他还有十五分钟步行去火车站,时间够用。

这时,他听见外面有几个人在说话。

他不打算跟他们当面对质。他身强力壮,但那些矿工也一样好勇斗狠。也许他能打赢这帮人,但他会错过这趟火车。他肯定会用上自己的手枪,但这个国家的警察会穷追不舍抓住杀人凶犯,哪怕被杀的是平民百姓。至少他们会在加地夫码头严查过往乘客,他也很难买到船票。想来想去,最好的办法还是避免冲突,不声不响离开这里。

他从后门离开,沿着小巷匆匆走着,轻手轻脚,尽管他的靴子十分笨重。威尔士的阴雨让地面一直泥泞不堪,沾了这个光,他脚下并没弄出多大响动。

在小巷尽头他拐进一条窄路,出现在街灯下。路中央的一个厕所起了遮挡作用,让站在他房子外面的人无法看见他。列夫快步前行。

又经过两条街,他才发现走这条路必须经过双冠酒吧。他停下脚步,想了想。他很清楚小镇的布局,如果换另一条路,他就必须折返回去。但刚才那些人可能还待在他家附近。

他必须孤注一掷,走双冠这条路。他拐进另一条小巷,走上穿过酒馆后巷的那条路。

快要走到他们玩牌的那间仓房的时候,他就听见那边有人说话,小巷另一端的灯光影影绰绰地映出两三个人影。尽管时间所剩不多,他还是停下来,等着那几个人进去。他紧贴着一片高高的木板栅栏,别人轻易发现不了他。

那几个人似乎根本不打算动窝。“快点儿啊,”列夫低声说,“快进去暖和暖和吧!”雨水从他的帽子滴答滴答地流到他的后背上。

几个人终于进去了,列夫马上闪身出来,快步向前。他顺利经过仓房,但刚走了几步,就又听见身后有了动静。他暗暗骂了一句。酒馆的客人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在喝酒,到了傍晚这会儿,自然就要频繁到巷子里解手。后面有人叫他:“嘿,哥们儿!”对方没称呼他的名字,看来并没有认出他来。

列夫装作没听见,继续往前走。

他能听见后面低声议论着什么,听不大清楚,但似乎有人说了句“好像是俄国人”。俄国人的穿戴跟当地人不同,列夫怀疑他们从他帽子和外衣的轮廓看出了这一点,他快步走向街灯,身影更加清晰了。不过他们都憋着尿,估计不会马上追过来。

他拐进另一条巷子,走出了那些人的视线。不过,他还不能掉以轻心,那帮人肯定会找他算这笔账的。斯皮利亚肯定已经把他的事情抖了出来,有人马上会明白这个拎着提箱、一身俄国穿戴的人去镇中心的方向是怎么回事。

他必须赶上那列火车。

他开始跑了起来。

铁路线铺设在山谷的豁口中间,因此去车站的路一直是下坡。列夫迈着大步,毫不费力地跑着。他可以看见一片屋顶后面露出的车站的灯光,再往前,就看见站台上正停靠着一列火车,烟囱里冒着烟。

他疾步穿过广场进了售票厅。大钟的指针是差一分钟六点。他连忙跑到售票窗口,从口袋里摸索出钱来:“买一张票。”

“这么晚了,你打算去哪儿?”里面的售票员轻松地搭话。

列夫连忙指了指站台上的火车:“我要坐这趟车!”

“这趟车经停阿伯德尔,庞蒂瑞德……”

“加地夫!”列夫抬头看见大钟的分针滑过最后一小段,停下了,微微颤抖了一下,就到了整点的位置。

“单程,还是往返?”售票员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单程,快点儿!”

列夫听到了一声哨音,他急不可耐地点着手里的硬币。他清楚车票是多少钱——六个月来他去过两次加地夫,然后把钱放在柜台上。

火车开动了。

售票员把车票递给他。

列夫抓起车票,转身就跑。

“别忘了找你的零钱!”售票员说。

列夫几步奔到验票口。“请出示车票。”检票员说,他刚刚看见列夫买了票。

隔着栅栏,列夫看见火车正在加速。

检票员给他的车票打孔,问道:“你不要找零了?”

售票厅的大门咣当一声从外面被推开,庞蒂兄弟冲了进来。“在那儿!”乔伊喊了一声,跑过来抓列夫。

他没想到列夫一步迎上来,朝自己脸上就是一拳。乔伊猛地收住步子,后面的乔尼一头撞在了他哥哥的后脊梁上,两人都跌倒在地。

列夫从检票员手里抓过车票,跑上站台。火车开得更快了。他随着车厢跑了起来。突然间,一扇门开了,列夫见到了“耶稣的比利”那张友善的脸。

比利大喊着:“跳上来!”

列夫纵身一跃,一脚踩上了踏板。比利抓住他的胳膊。列夫拼命往上爬,两人摇晃了几下,比利终于把他拉了进去。

列夫坐到座椅上,大大松了一口气。

比利关上车门,坐到了他对面。

“谢谢你。”列夫说。

“你真能赶时间。”

“还好,上来了。”列夫咧嘴笑了笑,“这是最重要的。”

第二天早上,比利在帕丁顿车站向人打听阿尔德盖特怎么走。因为艾瑟尔的信里提到了这个地方。一个好心的伦敦人仔细地跟他说了一大串地名,可他一个字都没有听懂。比利谢过了他,径自走出了车站。

他从没来过伦敦,但知道帕丁顿是城西,而穷人一般住在东部,因此便迎着太阳的方向走。他没想到伦敦城这么大,远比加地夫热闹,更让人感到晕头转向,但他很喜欢——嘈杂的街道、繁忙的车流和来来往往的行人,那些大大小小的店铺让他觉得尤其新鲜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商店?在伦敦的店子里,人们一天得花掉多少钱?他想,起码得有好几千,甚至上百万英镑吧。

他感到自由自在,有些飘飘然。这里没人认得他。在阿伯罗温,甚至偶尔去一趟加地夫,总能碰到朋友或者熟人。而在伦敦,他可以挽着自己喜欢的女孩的手在大街上溜达,永远也不会被父母发现。他没打算真这么做,但街上有那么多精心打扮的漂亮女孩,光是想一想就已经让他陶醉了。

过了一会儿,他见到一辆公共汽车,车头上有“阿尔德盖特”的字样,便上了车。

他解密了艾瑟尔的信后就一直放心不下。当然,他不能跟父母商量这件事。等他们晚上去毕士大礼拜堂晚祷的时候(他已经不再去那儿了),他就写了一张纸条:

亲爱的妈妈:

我对艾丝放心不下,去找她了。对不起我就这么偷偷走了,只是因为不想吵架。

爱你的儿子,

比利

因为是星期天,他刚好洗了澡,刮过胡子,身上穿着一套最好的衣服。这件衣服是他父亲穿剩下的,但白衬衫很整洁,他还打了一条黑色的针织领带。他在加地夫车站的候车室里打了个盹,搭上了周一最早的那趟火车。

到了阿尔德盖特,经乘务员提醒,他下了车。这里是一片穷街陋巷,房子破破烂烂,街上的摊贩在卖二手衣服,光着脚的孩子在肮脏的楼梯上玩耍。他不知道艾瑟尔住在哪儿,她的信上没有地址。他唯一的线索是那句“我每天在曼尼·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”。

他期待着见到艾丝,把阿伯罗温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她。她应该看过报纸,知道这次“寡妇罢工”失败了。一想到这里,比利就一肚子火。那些老板蛮不讲理,因为他们胜券在握。煤矿和住房都是他们的,就让他们觉得这里的人也归他们所有。由于种种复杂的专营权限,大部分矿工没有投票权,所以,阿伯罗温的议会成员就成了保守派,跟公司穿一条裤子。汤米·格里菲斯的父亲说,这种状况无法改变,除非发生法国那样的革命。比利的父亲说应该成立一个工党政府。比利弄不清他们谁说得对。

他在街上遇见一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,便走过去说:“请问曼尼·利托夫的工厂怎么走?”

这人说的好像是俄语,他听不懂。

他又去问别人,这次他碰到的人倒是说英语,但他从未听说过曼尼·利托夫。阿尔德盖特不像阿伯罗温,大街上的任何人都知道镇上任何一家商铺作坊的位置。难道他大老远赶到这儿,还花了不少路费,最后全都白搭了吗?

他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扫视着繁忙的街道,搜寻着外表模样看上去像做生意的人,手里带着工具或者推车的。他又问了五个人,还是一无所获,最后过来一个扛着梯子的橱窗清洁工。

“曼尼·利夫的工厂?”那人重复了一遍。他说“利托夫”的时候,“托”这个字不发音,而是用听上去像咳嗽的喉音代替。“是问服脏工墙(服装工厂)?”

“对不起,”比利很有礼貌地说,“请再说一遍?”

“服脏工墙(服装工厂)。就是做服脏(服装)的地方。”

“嗯……也许,是吧。”比利支吾着,有些失望。

橱窗清洁工点着头:“一至走,四百米,向右卷,将领肉(一直走,四百米,向右转,橡林路)。”

“一直走对吗?”比利应答着,“四百米?”

“哎,然后右转。”

“向右拐?”

“相林路。”

“相林路?”

“不费错过的(不会错过的)。”

那条街原来叫橡林路。这里没有任何林子,更别提橡树了。这条狭窄弯曲的街道两侧尽是些荒废破败的砖房,很多人在里面忙碌着,还有不少马匹和手推车。比利又问了两个人,最后找到了那座房子,它夹在“小狗小鸭”酒吧和一个用木板封住、名叫“李普曼”的店铺之间。房子的前门大开着。比利爬上楼梯到了顶楼,看见里面有二十来个女人在缝制英国军服。

她们不停地踩着踏板,好像谁都没太在意他,过了一会儿,其中一个说:“进来呀,亲爱的,我们不会吃了你——哦,这么一想,我还真打算尝尝鲜呢。”女人们全都咯咯笑了起来。

“我要找艾瑟尔·威廉姆斯。”他说。

“她不在。”那女人说。

“为什么不在?”他有些着急,“她病了吗?”

“干你什么事儿?”那女人从机器边上站起身,“我是米尔德里德。你是谁?”

比利盯着她。她很漂亮,即使长着一对龅牙。她抹着鲜艳的红色唇膏,漂亮的卷发从帽子下面露出来。她的身体裹在一件不成形的灰色厚外套里,尽管如此,他依然瞧见她走过来时体态摇曳生姿。他简直被她迷住了,一时忘了开口。

她说:“你该不是那个让她怀上孩子,然后溜之大吉的浑蛋吧?”

比利终于憋出一句话来:“我是她的弟弟。”

“噢!”她说,“他妈的,你是比利?”

比利惊得目瞪口呆。他从来没听过女人这样说话。

她用一种毫不在乎的眼神仔细打量着他。“你是她弟弟,我瞧得出来。但你看上去不止十七岁。”她的语气和缓了些,让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,“你们有一样的黑眼睛和卷发。”

“我上哪儿能找到她?”他问。

她挑逗般看了他一眼:“我碰巧知道她不想让家人找到。”

“她害怕我父亲,”比利说,“但她给我写了一封信。我很担心她,就坐火车来了。”

“你从威尔士那个烂地方赶过来的?”

“那不是烂地方!”比利生气地说,接着他又耸耸肩膀,“嗯,实际上,我也觉得挺烂的。”

“我爱听你的口音,”米尔德里德说,“就像在听人唱歌一样。”

“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?”

“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?”

“她说她在阿尔德盖特的曼尼·利托夫工厂干活。”

“哦,看来你是个天杀的福尔摩斯了,啊?”她语气里勉强带了点儿佩服的意味。

“你要是不肯告诉我她在哪儿,总有人会告诉我的。”他充满信心地说,感觉自己在夸口,“如果找不到她,我就不会回去。”

“她会杀了我的,不过还是说了吧,”米尔德里德说,“纳特利街23号。”

比利向她问清方向,让她尽量说慢点儿。

临走时她又说:“用不着谢我,要是艾瑟尔想杀我的话,你来保护我就行了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比利说,想到自己能因为什么事情保护米尔德里德,便一阵激动。

其他女人喊着说“再见”,向他送出飞吻,让比利很不好意思。

纳特利街是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成排建造的房子对刚到伦敦一天的比利来说已经有些熟悉。这些房子比矿工的棚屋大多了,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院落,房门并不是直接冲着街道。完全相同的窗框和十二块玻璃的窗子排列开去,让这里的景观产生一种井然有序的效果。

他敲了敲二十三号的房门,但没人应声。

他开始担心了。她为什么没去上班?她生病了吗?如果没有,那她为什么没在家呢?他从投信口往里面窥望,看见走廊里擦得亮亮的地板,衣帽架上挂着一件他认识的灰色旧外套。外面的天气很冷,艾瑟尔不会不穿外套出门的。

他靠近玻璃窗往里面张望,但窗上挂着网状的窗帘,让他什么也看不清。

他又回到门边,再拨开投信口的盖子往里面看。景象没什么变化,但这次他听到了声音。那是一声长而痛苦的呻吟。他把嘴巴贴在投信口上喊道:“艾丝!是你吗?我是比利。”

一段长时间的沉默,然后,呻吟又开始了。

“该死的。”他说。

门里装的是耶尔式门锁,插栓用两根螺丝钉在门框上。他用手掌使劲拍了拍门。这门并不算太结实,估计是用便宜的松木做的,年头也很长了。他往后一仰,抬起右脚上沉重的矿工靴使劲踹了上去。门上发出一种木头碎裂的声音。他又踹了好几下,但门还是没有开。

他想,要是手里有把锤子就好了。

他回头朝街上张望,希望有个带工具的工人恰好经过,但整条街空荡荡的,只有两个一脸泥巴的小男孩好奇地看着他。

比利沿着短短的花园小径退了几步,然后转身对着门跑过去,用右肩膀死死撞在门上。门板被“咣当”一声撞开,他一下扑倒在屋里。

他从地上爬起来,揉了揉肩膀,推开撞坏的门。屋子里很安静。“艾丝?”他叫了一声,“你在哪儿?”

呻吟声又开始了,他循声而去,走进底层前面的房间。这是一间女人的卧室,壁炉架上摆着陶瓷饰物,窗户上挂着带花的窗帘。艾瑟尔在床上,一件灰色的裙子像帐篷一样遮住了她的身子。她并不是躺在那儿,而是用双手撑着跪在床上,正不停地呻吟着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,艾丝?”比利问道,吓得连声音都变了。

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“孩子要生了。”

“哎呀,见鬼。我这就去叫医生。”

“太晚了,比利。亲爱的耶稣,疼啊。”

“你听上去像是要死了一样!”

“哦,比利,生孩子就这样。到这儿来,抓住我的手。”

比利跪在床边,艾瑟尔拉着他的手。她越抓越紧,又开始呻吟起来。这呻吟更长,听上去更加痛苦,抓着他的手那么用力,让他觉得骨头都快被捏断了。呻吟随着一声尖叫停了下来,然后她大口喘息着,就像刚刚跑了两公里路似的。

一分钟后她说:“对不起,比利,你得帮我看看裙底。”

“哦。”他应了一声,“好吧。”他不太明白自己该干什么,只是觉得要照吩咐去做。他轻轻掀起艾瑟尔的裙摆。“哎呀,我的上帝!”他吃惊地说。她身子下面的床单被血染湿了,中间有个粉红色的小肉团,裹在一层黏糊糊的东西里。他辨认出大大的圆脑袋,闭着的双眼,还有两条胳膊和两条小腿,看上去小小的。“一个小宝宝!”他说。

“抱起来,比利。”艾瑟尔说。

“什么,我吗?”他说,“哦,是的。”他斜靠在床上,一只手托着婴儿的头,另一只托着小小的屁股。他看清这是个小男孩。宝宝很滑,黏糊糊的,但比利还是设法抱住了他。有一根带子仍然跟艾瑟尔连在一起。

“抱起来了吗?”她说。

“哎,”他说,“我抱起来了,是个男孩。”

“他喘气吗?”

“我不知道。怎么看啊?”比利努力不让自己惊慌,“没,我觉得他没喘气。”

“拍拍他的屁股,别太使劲。”

比利把婴儿的身子翻过来,用一只手托着他,快速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下。孩子马上就张开嘴巴,吸了一口气,反抗似的哭叫起来。比利兴奋极了,说:“你听啊!”

“再抱一会儿,等我转过来。”艾瑟尔挪了挪身子坐好,把裙子弄弄平整,“把他给我吧。”

比利小心地把孩子递过去。艾瑟尔把宝宝搂在臂弯里,用袖子擦了擦他的脸。“他真漂亮。”她说。

比利倒看不出他有多漂亮。

连在婴儿肚脐的带子刚才还是蓝色的,很光滑紧绷,但现在萎缩下来,已经变白了。艾瑟尔说:“去那边的抽屉里帮我把剪刀拿过来,还有那个棉线轴。”

艾瑟尔在脐带上打了两个结,再从中间剪断它。“好啦。”她解开衣服前襟,“刚才的一切你都见识过了,我看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。”说着,她露出一只乳房,把乳头塞进宝宝嘴里。他开始吸吮起来。

她说得没错,比利没觉得不好意思。一个小时前他若看见姐姐的裸胸,的确会感到羞愧,但这种感觉放到现在简直不值一提。他心里只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,孩子一切正常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吸吮,惊奇他的手指那么小巧。这些让他有一种见证奇迹的感觉。他的脸被泪水打湿,但他竟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哭了,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
宝宝很快就睡着了。艾瑟尔系上衣扣。“我们马上给他洗一洗。”她说着,闭上了眼睛,“老天啊,真没想到会疼得这么厉害。”

比利问:“他的父亲是谁,艾丝?”

“菲茨赫伯特伯爵。”随后她睁开了眼睛,“唉,真糟糕,我没打算让你知道这个。”

“这只该死的猪,”比利说,“我要杀了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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