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阿纳多尔艰难地上着坡的时候我问道:

“哎,你们认出他了吗?”

“谁?”倪尔君问。

“在路边走着的穿着蓝衣服的那个人,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。”

“高个子的那个么?”倪尔君问道。她转过身向后看去,但是我们已经离远了。“他是谁?”

“哈桑!”

“哈桑是谁?”倪尔君一脸无知地问道。

“雷吉普的侄子。”

“都长这么大了!”倪尔君很是吃惊,“我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真丢人啊!”麦廷说道,“他是我们小时候的伙伴。”

“那你怎么也没认出他来?”倪尔君问他。

“我没有看到……但是法鲁克一说我就知道他是谁了。”

“太棒了,你!”倪尔君说道,“你太聪明了!”

“也就是说,你所说的今年我从头到脚都变样了就是这样子!”麦廷说道,“只是你忘记了过去。”

“胡说八道吧你。”

“你读的书让你忘了所有的事情!”麦廷说道。

“别自作聪明!”倪尔君说道。

他们沉默了,好一段时间都一言不发。我们爬上了那个坡,每年在坡的两边都会有新的、丑陋的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。我们穿过了渐渐变得稀稀拉拉的葡萄园、樱桃园还有无花果树林。袖珍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首毫无特点的“西方轻音乐”。远远地一看到大海和天堂堡垒,我们大概就感受到了一种接近于小时候感受到过的那种激动,我从大家的沉默中明白了这一点,但是没有持续多久。我们一言不发地下了坡,穿过穿着短裤的、穿着泳衣的、皮肤黝黑的、吵闹的人群。就在麦廷打开花园门的时候,倪尔君喊道;

“哥,按喇叭。”

我把车开进了花园里,忧伤地看着房子。我每次来,这房子一次比一次更加破败,人也越来越少。木板上的漆早就脱落了,爬墙虎已经从侧墙爬到了前墙,无花果树的影子打在奶奶房间关着的百叶窗上,楼下窗户的铁框都已经生了锈。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感觉:就像是在这间屋子里曾经有一些可怕的东西,这些东西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而以前没能察觉到,而现在我正又惊又怕地感觉到了这些东西。巨大的前门就像是为我们而开似的,透过笨重的门扇,我看了看屋里奶奶和雷吉普潮湿而又昏暗的身影。

“快下车呀,哥哥,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哪?”倪尔君说道。

她已经下了车,径直朝房子走去了。后来,她看到了从窄小的厨房门里慌忙走出来的雷吉普,他一路走来摇摇晃晃的,身材让人感到脸红。他们相互拥抱、贴脸。我关掉了没有人在听的收音机,下车来到了静寂的花园中。雷吉普还穿着那件他常穿的夹克,这件夹克能掩盖他的年龄,另外还有那条奇怪的细领带。我们相互拥抱、贴脸。

“我有点担心了,”雷吉普说道,“你们来晚了。”

“你好么?”

“哎,”他很害羞似的说道,“我很好。我给你们铺好了床铺,准备好了房间。老夫人正在等你们。您又胖了吗,法鲁克先生?”

“奶奶怎么样?”

“很好……就是总是抱怨……我来拿行李。”

“过会儿我们再来拿。”

雷吉普走在前面,我们跟在后面上了楼梯。我想起了百叶窗缝中透着的满是灰尘的屋内光线,还有发霉的味道,不知怎的有点高兴。来到奶奶的门前,雷吉普突然站住了,吸了口气,之后眼睛放着光,狡猾地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叫了起来:

“他们来了老夫人,他们来了!”

“他们在哪里?”奶奶用她那年迈而又激动的声音问道,“你怎么不告诉我,他们在哪里?”

她裹着印花蓝被,后背靠在叠放着的三个枕头上,躺在那个我小的时候老是把铜把手弄得乱响的床上。我们一个一个地亲了她的手。她手上的皮肤细白,柔软而又满是皱纹,皮肤上有我们熟知的痣和斑点,看到这些痣和斑点,就像是碰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似的让人高兴。不管是房间,还是奶奶,还是她的手都散发着同样的味道。

“祝你长寿!”

“您怎么样,亲爱的奶奶?”

“不好。”奶奶说道。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说。奶奶动了动嘴唇,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变得害羞了,或是表现得有点害羞似的。“现在你们快说说看。”之后她说道。

我们三兄妹互相看了看,陷入了好长一段沉默之中。我想到了屋子里发霉的味道,家具抛光剂的味道,旧肥皂,或是薄荷糖,还有点香水,花露水和尘土的味道。

“哎,你们没有要讲给我听的东西么?”

“我们开车来的,奶奶,”麦廷说道,“从伊斯坦布尔到这里刚好五十分钟。”

每次都这么说,每次奶奶固执的表情都会看上去像是得到了些许安慰似的,但又会很快地恢复常态。

“奶奶,您以前来要多长时间?”倪尔君像是不知道似的问道。

“我只走过一趟!”奶奶骄傲而又自豪地说,又吸了口气补充道,“再说,今天是我要问,而不是你们!”她好像因为习惯性地说了这么一句而有点高兴了,她想了一会要问什么问题,但是问的时候她明白了,她并没有提出她想要的那种聪明的问题。

“说说看,你们怎么样?”

“我们很好,奶奶!”

她就像是吃了败仗似的生气了,板起了脸,满脸的怒气。小时候我曾经对这样的表情感到非常害怕。

“雷吉普,给我身后再加枕头!”

“所有的枕头都在您身后了,老夫人。”

“要我再给您拿一个么,奶奶?”倪尔君问道。

“告诉我你在做什么?”

“亲爱的奶奶,倪尔君开始上大学了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自己也有嘴,哥哥,不用你操心。”倪尔君说道,“我正在读社会学,奶奶,今年刚读完一年级。”

“你在做什么?”

“我明年高中毕业。”麦廷说道。

“然后呢?”

“之后我要去美国。”麦廷说。

“那里有什么?”奶奶问道。

“那里有富人和有灵气的人!”倪尔君说道。

“有大学!”麦廷说。

“你们不要一起说!”奶奶说,“你在干什么?”

我没告诉她说我手拿着大大的包来来回回地去学校,没告诉她说我晚上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懒洋洋地坐着,没告诉她说我吃完饭坐在电视机前昏昏欲睡,也没告诉她说,昨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,我就等待着喝酒的时间,害怕失去我对那种叫做历史的东西的信念,还有我想念我的妻子。

“他已经是副教授了,奶奶。”倪尔君说道。

“奶奶,我们看您挺好的!”我失望地说道。

“你老婆在做什么?”奶奶问道。

“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了么,奶奶,”我说道,“我们离婚了。”

“我知道,我知道!”她说,“现在她在做什么?”

“又结婚了。”

“你已经把他们的房间准备好了,对么?”奶奶说道。

“准备好了。”雷吉普说道。

“你们就没有其他要讲的事情了么?”

“奶奶,伊斯坦布尔变得非常拥挤了。”倪尔君说道。

“这里也很拥挤。”雷吉普说道。

“你坐那儿吧,雷吉普。”我说。

“奶奶,这个房子已经变得很旧了。”麦廷说道。

“我也不好。”奶奶说。

“这里很破烂了,奶奶,我们让人来把它推倒,盖新楼房,您就可以住得舒舒服服了……”

“闭嘴!”倪尔君说,“她听不见。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”

“那要到什么时候?”

“永远也不会有。”

又没有人说话了。我好像听到家具在闷热的房间里膨胀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。窗户里投进了几缕死气沉沉、静止不动的光线。

“你不说点什么吗?”奶奶问道。

“奶奶,我们在路上看到哈桑了,”倪尔君说道,“他已经长大了,是个大男人了。”

奶奶又是很奇怪地动了动她的嘴唇。

“他们在做什么,雷吉普?”倪尔君问道。

“什么也没有!”雷吉普回答道,“他们住在山坡上。哈桑在读高中……”

“你在给他们说什么?”奶奶叫了起来,“你在说谁?”

“伊斯玛伊尔在做什么?”倪尔君问道。

“没做什么,”雷吉普说道,“他在卖彩票。”

“他在给你们说什么?”奶奶又喊了起来,“你们要和我聊,而不是和他!你快出去,雷吉普,下楼到厨房去!”

“没事的,奶奶,”倪尔君说,“让他呆在这儿。”

“他这么快就把你们哄住了,不是么?”奶奶说道,“你跟他们说什么了?这么快就让他们可怜你了吗?”

“我什么也没有说,老夫人。”雷吉普说道。

“但我刚才看到了,你和他们说了,讲了。”

雷吉普走出了房间。又是一片寂静。

“快点,倪尔君,你来说点什么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吗?”倪尔君说,“我说什么好呢?”她想了一会儿之后说道,“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贵,奶奶。”

“你就说你读书读得忘记了所有事情。”麦廷说道。

“可怜的聪明人!”倪尔君说道。

“你们在说什么?”奶奶问道。

又一次没有人说话了。

“好了,奶奶,”我说道,“我们走了,要去房间里安顿一下了。”

“你们才刚来,”奶奶问道,“你们要去哪里?”

“我们哪也不去!”我说,“我们还要在这里呆一个星期。”

“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没有要说的好听的话了。”奶奶说。她笑了笑,或许有了一种获胜了的奇怪心情。

“明天我们要去墓地。”我想都没有想,脱口而出。

雷吉普在外面的门口等着。带着我们一个个进入各自的房间,打开了所有的百叶窗。他还是给我准备好了对着水井的房间。我记起了发霉、床单和童年的味道。

“麻烦你了,雷吉普,”我说道,“你把房间收拾得真漂亮!”

“我把您的毛巾挂在这里了。”他指着说道。

我点着了烟。我们一起透过打开的窗子向外看去。我问道:

“雷吉普,今年夏天天堂堡垒怎么样?”

“很差,”他说,“以前的味道都没有了。”

“怎么讲?”

“人们都变坏了,变得没有同情心了!”他说。

他转过身子盯着我,期待着我的理解。而后我们一起听着沙滩上的吵闹声,欣赏着远方树林的缝隙间可见到的街道和大海。麦廷走了过来。

“哥哥,你可以把车钥匙给我么?”

“你要走了么?”

“我把我的行李拿上去之后就走。”

“你要是把我们的行李也都搬到楼上,那我就会给你车钥匙,明天早上你再还给我,”我说。

“您别那个了,法鲁克先生,我会把行李拿上去的。”雷吉普说道。

“你现在不去档案馆找有关瘟疫的资料吗?”麦廷问道。

“您要找什么?”雷吉普问道。

“我明天再去找有关瘟疫的资料。”我说。

“你现在就要开始喝吗?”麦廷问道。

“我喝酒关你什么事!”我说,但没有生气。

“也是!”麦廷说,他拿了车钥匙,走了。

我也和雷吉普一起,什么也不想,跟在麦廷身后,下了楼梯。之后我想去厨房翻翻冰箱,但是下了窄小的楼梯之后,我就把要去厨房的念头抛到了一边,转向了另一个方向,走过雷吉普的房间后,来到了狭窄的过道的尽头。雷吉普就在我身后。

“洗衣房的钥匙还在这儿吗?”我问道。我伸手到门框上摸到了满是灰尘的钥匙。

“老夫人不知道,”雷吉普说,“别告诉她。”

旋转了钥匙之后,为了把门打开,我不得不使劲地推了一下。门后应该是有什么东西掉了,我一看,吓了一跳:满是灰尘的一个头颅卡在了门和箱子之间。我从地上拿起它,吹了吹灰尘,努力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拿给雷吉普看。

“你还记得这个吗?”

“什么?”

“你大概一直没来这儿。”

我把满是灰尘的头颅放在了一张三腿桌的边上,桌子上撒满了纸。我像孩子似的晃了晃拿在手中的玻璃管,而后放在一个生了锈的天平的托盘上。雷吉普站在门口一声不吭,他害怕地看着我所接触的东西:上百只小玻璃瓶,玻璃碎片,许多箱子,扔在盒子里的骨头,旧报纸,生锈的剪子,小镊子,有关解剖学和医学的法语书,整盒整盒的纸,贴在板上的鸟儿和飞机的图片,眼镜玻璃片,分成七种颜色的圆,链子,小时候踩在踏板上当开车玩的缝纫机,螺丝刀,钉在木板上的虫子和蜥蜴,还有上面写着“专卖局”字样的上百只空瓶子,装在药瓶里并且贴上了标签的各种各样的粉末,还有一个花盆中的蘑菇……

“那些是蘑菇吗,法鲁克先生?”雷吉普问道。

“是的,要是对你有用你就拿去吧。”

可能他太害怕而没有进屋,我走过去给了他。之后我找到了用老字母写的一块铜片,上面写着,塞拉哈亭医生每天上午接待二到六个病人,下午接待八到十二个病人。突然我想把铜片带回伊斯坦布尔,不是为了找乐子,而是为了回忆,但是我对历史、对过去有种厌恶和恐惧感,便把它扔进了满是灰尘的杂物之中。而后我锁上了门。和雷吉普一起去厨房的时候,我从楼梯的扶手之间看到了麦廷。他正自言自语着往楼上搬我们的行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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