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69年,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,王安石开始了著名的变法运动。

王安石(1021—1086年)与宋神宗

(1067—1085年在位)

王安石对经济弊端的根源洞若观火,他的思路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:“今所以未举事者,凡以财用为急。”财政枯竭是变法的当务之急,而解决之道就是开源节流。

开源即王安石所说的“理财”,其根本在于发展生产,创造财富。王安石曾在向宋仁宗的建言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,“故臣以为理财为方今先急”,而“理财以农事为急”。王安石对国家病情的把脉相当准,北宋经济的基础是农业,农业不振则百业萧条。而如何刺激农业生产呢?王安石更是一语中的:“农以去疾苦、抑兼并、便趋农为急。”

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中“抑兼并”是其最为闪光之处,农户的疾苦、劳动热情的低落、生产条件的不便,其根源正是土地兼并!更为合理的顺序应该是,“抑兼并”在先,而后才能实现“去疾苦”和“便趋农”。

从变法的关键措施看,王安石是以“去疾苦”为突破口,间接解决“抑兼并”的烫手山芋。如“青苗法”规定,凡州县各等民户,在每年夏秋两收前,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,以补助耕作。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,借款利息为20%~30%。在青黄不接之时,以官府的农业信贷来缓解农户的疾苦,如果没有官府的“低息”贷款,农户就不得不向金融大佬们借高利贷,官府30%的利息听起来很高,但金融大佬们的高利贷却达到了100%~300%。借高利贷就得抵押农户的土地,一旦还不上钱,土地就被大佬们顺手兼并。“青苗法”的目的在于以官府贷款对抗高利贷的盘剥,使农户在“凶年”能够“常保其田土,不为大姓兼并”。

免役法根据各家财富等级、田亩数量、丁壮多少来确定应出劳役的货币价值,富者多摊,穷人少摊,民众可以选择支付“免役钱”来代替服徭役。自古以来,徭役就是农户的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,戍边、修宫殿、建皇陵、挖水渠、为官府当差,一去就是一个月以上,不仅耽误家庭的农业生产,而且也削弱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力供应,更不公平的是官绅豪强不纳粮、不当差是约定俗成的惯例,国家徭役方面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普通农户身上。

免役法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劳役分配机制,豪强大户们必须承担劳役的主要经济负担,农户们的“疾苦”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。更重要的是,“免役钱”与田亩数量挂钩,田亩越多,“免役钱”越重,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“房姐”“房叔”将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样。所以,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的“疾苦”的同时,又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。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“免役钱”的消息传到京城时,朝廷愕然。王安石告诉宋神宗:“出六百贯或非情愿,然所以摧兼并,当如此!”

方田均税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,“方田”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,“均税”则在“方田”的测量基础上,按照田亩的大小贫肥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。方田均税在全国受到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,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。北方5省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0%,而清查出的田亩竟然占到全国税田的54%,可见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。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,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。

均输法、市易法的实施,重点在于抑制商业流通中的“兼并”,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贾形成的价格垄断,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,同时增加国库的收入,减轻民众负担。

除了开源,新法同时强调节流。王安石大刀阔斧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,将厢禁军总数裁减了45万之多,常备军规模缩减至79万,军费开支至少降低了1/3。针对“冗员”,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,共裁州、军、监机构38处,撤县127个。王安石变法的5年间,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,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,普通农户的税赋压力得以缓解。

虽然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,这也许是他的政治韬略,唯恐树敌面过宽,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,导致变法难以实施。但他的各项措施招招击中土地兼并的要害,富人集团看在眼中,恨在心里,痛在身上。

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“为穷人说话,替富人办事”。王安石如此动真格地“既为穷人说话,又替穷人办事”,不仅坏了官场的规矩,更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,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,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,变法势必激起制度性贪婪的疯狂反扑。

而王安石唯一的靠山就是那个志大才疏、意志不坚的宋神宗。从五路攻夏遭到惨败一事就能看出皇帝的才具平庸,徒有励精图治的雄心,缺乏杀伐决断的手段。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文人铺天盖地的声讨,以及朝野官僚豪强集团的明抗暗争,甚至包括太皇太后、太后等皇亲国戚的巨大压力,开始担心皇位稳固的宋神宗终于打了退堂鼓。

变法不到5年,王安石就黯然下台。虽然宋神宗维持了变法的条文,但失去了大批变法大臣的严厉督促,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眼看变法派的失势,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落实变法的细节。王安石下台后,变法已经名存实亡。

北宋最后一次制衡豪强大户的改革终于失败。1085年司马光上台后,尽废新法,北宋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贪婪扩张。

在中国历史上,改革最终能够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寥若晨星,就是因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击破已经固化的制度性贪婪。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,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进行土地兼并的少数豪强大户,而是朝野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的贪婪欲·望。如果没有秦孝公那样的钢铁意志,则变法难竟全功。

改革与变法,实际上是进行第二次革命,而且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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