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马帝国崩溃后,欧洲的文明沉寂了千年之久,就在西方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,在亚洲的地平线上,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货币经济的浪潮。

960年,北宋立国,一个伟大的时代拉开了序幕。

如果说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建立在铁血与征服的武力之上,那么北宋王朝的繁荣则是依靠生产率的进步与和平发展的结果。

北宋时期,最令人炫目的生产率革命,首先爆发于能源与冶铁工业。

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(甚至更早),就已经能够炼铁,但直到北宋之前,冶铁的成本高,产量低,质量差,铁的价格贵到中国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其大规模的普及,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能源瓶颈,冶铁需要使用木炭,而且消耗极大,热量却有限。到了北宋时期,煤炭发展到了规模化开采的阶段,并且开始大量用于工业能源,煤替代了木炭,能源革命催生了冶铁工业的爆炸性增长。

到1078年宋神宗年间,北宋的铁产量已高达7.5万~15万吨,大约相当于18世纪欧洲(包括俄国)工业革命之前的全部铁产量[1]!如果与中国历史上以富强著称的盛唐相比,北宋的铁产量是唐朝的3倍~4倍。

北宋冶铁工业的高度发达不仅是总量惊人,而且分工也日益精细化。如信州的钢刀、兖州的农具、原州的衔凳、雷州的餐具、太原的剪刀、河间的蓖刀、耒阳的针、杭州的钉等。在各地的“拳头产品”中,更细密的分工催生了铁产品的种类繁多,产量巨大。如杭州就有专门卖铁针的品牌店,专业经营铁钉的“钉铰作”,仅每年向漕船制造业供应的铁钉就达60万斤。

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,也带动了炼钢业的空前发展,灌钢、百炼钢、淋铜钢等冶钢法获得了广泛应用。钢铁冶金业的生产技术革命,又导致了农业工具的巨大进步,广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。

北宋农具开始大规模普及钢刃农具,如钢制的銐刀、侧刀促进了荒地垦殖,直辕犁变成了曲辕犁方便了深耕细作。以粮食的亩产量计算,宋朝达到了460斤,是盛唐时期的2倍有余,超过战国时期4倍还多。

曲辕犁的发明方便了深耕细作

农业亩产量的增加和耕地总规模的扩大,直接反映在北宋人口的大幅增长之上。与前代相比,两汉人口最高时为5000万人,唐代开元盛世时约6000万,这些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汉唐盛世。北宋自宋仁宗起,人口即超过了两汉,与盛唐相当,最高峰时人口超过了1亿,几乎是汉唐的两倍。北宋“生齿之繁”堪称前所未有。

巨大的粮食产量,不仅导致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,还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的大潮。

北宋全国人口中,城镇居民的比例达到了12%,总人数达到1200多万人,远超历代前朝。宋朝镇市总数高达1800多个,与当时的世界各国相比,南京、扬州、成都、武昌、长沙、福州、广州等城市,均是几十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,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杭州更是百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。

城市人口的激增,必须仰赖大规模的商品粮供应,这就导致了北宋货币经济的迅猛崛起。中世纪时期,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,垫定了北宋经济称雄全球的基础。

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与农村人口迥然不同,在摆脱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封闭和狭隘之后,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,专业化是他们在城镇生存的前提,市场交易是他们每日必须的工作。社会分工使得宋朝的城里人知识掌握得更深入,市场交换则加速了信息的流动,人口的聚集效应刺激了新的思维、新的发明和新的需求。

宋仁宗时期,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,堪称是中世纪的“信息革命”,极大降低了信息的成本,间接提高了整个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的生产率。

更高的生产率,创造出更多可被交换的商品,刺激了更广范围的消费需求。

城镇人口对农产品已经不再满足吃饱,更重要的是吃好。在追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下,北宋农业的经济作物种植高速发展,如柑橘、荔枝率先脱离了传统农业,成为经济作物的独立分支,“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”;荔枝种类多达32种,仅福州一地就有25种,“故商人贩益广,而乡人种益多,一岁之出,不知几千万亿”。[2]

蔬菜更是城里人的必需品,而菜园的经济效益比农田高得多,号称“一亩园,十亩田”。宋代诗人杨万里曾路过安徽铜陵的江心岛丁家洲,发现岛“阔三百里,只种萝卜,卖至金陵”,于是写下:“岛居莫笑三百里,菜把活他千万人。”可见宋朝的蔬菜种植已经高度集约化,而且往往是远程供应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反映了北宋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货币经济的高度繁荣

除了吃好,城里人还重视穿衣。棉花从宋朝开始逐渐普及,棉制品成为城里人的热门货;麻布继续在中低收入的人群中扩大市场;而丝绸则是高富帅的必备。从官府的角度看,丝绸是财政收入的重头戏,在政府征收赋税的10种布帛中,丝制品占8种。

1086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中,丝织品收入高达2445万匹,为盛唐时期的3倍有余。生产如此规模的丝绸棉麻制品,需要更精细的分工。北宋出现了专门以纺织为主业的“机户”,在专业分工前,一名织工既要纺线,又要织布,每年的产量约为20匹。机户出现后,开始雇工来进行纺线与织布的分工,织布产量可达40匹,生产率实现了倍增。每家机户少的有三五张织机,多的高达六七百,全国机户总户数达到了10万户的规模,北宋全国人口每200人中就有1个纺织工。

生产率的提高,不仅反映在产品数量上的增加,更体现在质量上的改善。后人曾比较了唐、宋、元三代丝织品的质量,结论是“唐绢粗而厚,宋绢细而薄,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”。北宋的城里人穿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布料。

宋代《耕织图》中的花楼机

吃饱穿暖后,北宋的城里人更讲究生活品位。

瓷器不仅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餐饮厨房用具,还是家居陈设的装饰鉴赏物品。宋瓷的实用与美观同时达到了极高的成就。就生产率而言,北宋更是突飞猛进,不仅改进了瓷器的生产流程,而且进行了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。土工、坯工、釉工、匣工、烧窑工成为独立工种,制瓷工艺不断优化。过去烧瓷采用“匣钵法”,将一件瓷器放在一个匣钵内烧做,而北宋人发明了“覆烧法”,将大小不一、花样不同的碗盘组件,反置于由垫圈组合而成的匣钵内一次烧成,瓷器生产量呈爆炸性增长。

除了瓷器这种兼顾大众与富人集团的消费品之外,诸如雕漆、根雕、玉石牙骨、枪金枪银、螺钿等特种手工艺产品,则是专门满足奢侈品市场的需求。

北宋在消费品制造领域的一系列的生产突破,导致了商品数量和种类的空前繁荣,与之相对应,社会分工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。在隋唐时期,社会大致分为112行,到了宋朝达到了414行,增长了近3倍!中国有句俗话叫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这话很可能就出自宋代。

商品的繁荣与货币经济的崛起,催生了全国四大区域市场的形成,即以汴京(开封)为中心的北方市场,以苏杭为中心涵盖两广地区的东南市场,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,以陕西为中心的关陇市场。这些区域市场又由一系列的城市、镇市和墟市组成了一张交叉重叠、上下贯穿、左右逢源的蛛网式商品和货币的流动体系。

从全国商品流动的方向看,农副产品呈“向心”运动,从墟市、镇市向城市集中,手工业消费品则呈“辐射”运动,从城市向农村扩散。全国的税收和商品从南向北、由西向东汇集于汴京,货币则从首都向其他市场反向回流。[3]

以汴京市场为中心的全国商品的大规模流动,主要依赖内河航运系统,因此,漕船制造的需求量极大。北宋初年,漕船总规模即达3337艘之巨,由于经济的繁荣,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也快速发展。远洋海运的海船吨位可达500吨以上,载人五六百。同时,北宋造船业的生产率非常惊人,仅温州一个官办造船厂,定员不过252人,年产量居然高达340艘,几乎每天1艘!

宋代的车船战舰

造船业的繁荣催生出很多世代造船的豪商巨富,北宋官府在造船业放开了充分的市场竞争,民间远洋巨船的生产规模远超官府的造船厂。

柴米油盐酱醋茶,绫罗绸缎丝帛纱,金银珠玉瓷漆宝,亭台楼阁诗酒画。

北宋的城市商品琳琅满目,物质供应极大丰富,精神追求空前高涨。北宋经济在冶铁工业生产率暴涨的火车头的带动下,农业工具领域也获得了重大突破,农业生产率倍增,从而引发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。在城市化、商品化、货币化三大潮流的交汇过程中,激发出更细密的社会分工、更广泛的生产率提高和更巨大的消费需求,进而拉动了经济作物、纺织印染、食品加工、建筑造船、采矿冶炼、瓷器漆器、造纸印刷,以及盐、茶、酒等各种行业的全面发展,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,加速了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向城市转移。

货币经济不仅使宋朝人更加富裕,更使他们的思想更加独立。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,中国的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个,都出现在北宋。在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,也正是货币经济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;在古希腊孕育了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,也正是吕底亚的货币文明在爱琴海大爆发的时代。

货币经济离不开货币,推动着北宋巨大的经济机器不断运转的动力,就是川流不息的铜钱流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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