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,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:战争与革命。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,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,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。

    ——尼尔·弗格森

   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,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(今捷克境内)科尼格雷茨要塞,一支3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。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、兴奋和期待。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,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—萨克森联军。敌众我寡之下,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、由腓特列·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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。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(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)将军的战略部署,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、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,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,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。

    由于过分匆忙,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,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,局面一度非常混乱。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,到上午11时,普军的进攻被阻止,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。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,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。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。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。

   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,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·冯·俾斯麦(Otto von Bisbarck)突然发现: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,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。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,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:“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,而且也赢得了战争。”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,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,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,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,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“移动的树木”。下午2时30分,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。奥军防线瓦解。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。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,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,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。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,第一军几乎被打残。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,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。萨多瓦会战中,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10天后,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,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,拿下维也纳、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。

    这时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、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。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,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,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,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。但是,首相俾斯麦却努力“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”,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,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,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,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。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,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,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,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。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,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,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,“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”。

    后来,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“城下之盟”,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。但是,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,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,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。

   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,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?对于这个问题,传统的观点认为:首先,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,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,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,普鲁士崛起、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;其次,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,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,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,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。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,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。

    其实,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,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。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,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,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,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,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——英国人的怀抱。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,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,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,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,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,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。

    事实上,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。这就是,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,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,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。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,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,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,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,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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