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初,蒋介石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,但仍不脱上海滩“小混混”色彩,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。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:“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。其能乎,请试之!”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世人可以醒悟矣!”但10月15日又记道:“下午,出外冶游数次,甚矣,恶习之难改也。”其后几个月,日记中充满自责,也确无“不良记录”。但1920年初,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,1月15、18日分别记有:“晚,外出游荡,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!”“上午,外出冶游,又为不规则之行。回寓所,大发脾气,无中生有,自讨烦恼也。”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:“迩日好游荡,何法以制之?”“晚,又作冶游,以后夜间无正事,不许出门。”“晚,游思又起,幸未若何!”这年夏天,他遇到旧友,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、痛感自己为人所鄙,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:“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,惟好色一事。如何能打破此关,则茫茫尘海中,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,尚何为众所鄙之虞!”9日则记道:“吾人为狎邪行,是自入火坑也,焉得不燔死!”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“理”“欲”交战的记录,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“邪念”而无“邪行”了。他写道:“我之好名贪色,以一澹字药之。”“见姝心动,这种心理可丑。此时若不立志奋强,窒息一切欲念,将何以自拔哉!”“欲立业,先立品;欲立品,先立志;欲立志,先绝欲。”“荡心不绝,何以养身?何以报国?”……可以说,在“戒色”方面他已取得成功。

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:“我在北洋水师学校,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,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。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,看见两个人,一个是英国兵,另一个是中国兵。英国兵身体魁梧,穿戴庄严,但中国兵则大不然,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,胸前有一个‘勇’字,面色憔悴,两肩齐耸。这两个兵相比较,实有天壤之别,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。我自此受极大刺激,直至现在,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,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,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、海军,同外国周旋。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,就是办教育。”

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,出家后竟后悔了,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,故想还俗。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:“原先不赞成你出家,既已跨出了此步,就不要回头了。”弘一听劝,打消还俗的念头,终成一代高僧。

许春草对人说:“我信仰基督教,不是吃教,更不是信洋人,我是降汉不降曹,我是投降基督耶稣,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。”自从皈依基督,到86岁终年,无论大事小事,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,他的所有活动,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。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“草”字比作自己的一生。他说:“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,一个是国家、一个是教会的、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。”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,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地那样,心力交瘁;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,灰心失望,但他屡蹶屡起,终成圆满。

徐志摩与其原配夫人离异而与陆小曼结合,徐之友好,多贻书劝阻,其师梁任公亦以千言书致徐,力劝其悬崖勒马,免为世诟。书中说:“呜呼,志摩!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?”徐意坚决,复书亦说:“呜呼,吾师!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,得之我幸,不得我命,如此而耳!”

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,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,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,李认真考试,学生恨之。一夜学生多人,手持木棒哑铃,把李宗吾拖出,痛打一顿,临走骂道:“你这狗东西,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?”李被人扶起,大声说:“只要打不死,依然要考。”后裹伤上堂,继续考试,学生不敢再抗,一律就试。

1930年初夏,冼星海在巴黎打工。一天傍晚,老板开恩准他提前下班,冼星海就直奔马德里大街的巴黎音乐院。他常常在音乐院大门口徘徊,倾听院墙内的弦歌音琴。这一天,冼照例在大门盘桓时,忽然看见一个中国青年从里面走出来,冼星海不顾一切走上前,不管对方听不听,就做了一番自我陈述。此人正好是马思聪,马对眼前这位“南国箫手”也早有耳闻,但没想到冼星海如此穷困潦倒。马答应引冼星海见他的导师奥别多菲尔,冼星海自此如愿以偿音乐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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