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时分,旅行车排成一条闪亮的长龙,鱼贯穿过西校区,然后缓缓绕过橘黄色的工字钢雕塑,向宿舍区行进。旅行车的车顶上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物品,小心地绑着的手提箱里塞满了厚薄衣服;盒子里装着毛毯、鞋子、皮靴、文具书籍、床单、枕头和被子;有卷起的小地毯和睡袋;有自行车、雪橇板、帆布背包、英式和西部牛仔式的马鞍、充了气的筏子。当车子减速缓行并终于停下时,大学生们立即跳下车,冲到后面的车门,开始卸车内的东西:立体音响、收音机、个人电脑;小冰箱和小拼桌;唱片盒和音带盒;吹风机和烫发夹;网球拍、足球、冰球和曲棍球杆、弓和箭;管制物品、避孕药丸和器具;还有形形色色仍然装在购物袋里的小吃—葱蒜味土豆片、辣味干酪玉米片、焦糖奶油小馅饼、名叫华夫洛和卡布姆的早餐食品、水果软糖和奶油爆米花;达姆汽水和“神秘”薄荷糖。

这样的景致,二十一年来每年九月我都能见识一次。每次无一例外都是一个精彩的节目。大学生们滑稽地喊叫着互相招呼,情意绵绵地跌进对方的怀抱。他们总是言过其实地吹嘘自己在暑假中怎样无法无天地寻欢作乐。父母们站在车子旁边,被太阳晒得头昏眼花,从各个方向看着他们自己的形象。煞费苦心晒黑的皮肤。精心打扮的面孔和滑稽的表情。他们感觉到一种新生和一种共识。女人们饮食严格,因而身材苗条,表现出活泼有生气的样子,还说得上很多人的名字。她们的丈夫心甘情愿地安排时间,不经意但是也不发牢骚,为父有成,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投了大宗保险的神气。现下的这个旅行车大聚会,如同他们一年里会做的任何事情,比起正式的礼拜仪式或法律条文,更明确地让这些父母明白,他们是一群思想上相仿和精神上相连的人,一样的民族,一样的国民。

我离开办公室,下山进城。城内有些房子建有塔楼和两层高的门廊,住户们坐在古老的枫树的阴影下。这里还有希腊复古式和哥特式的教堂。一所疯人院有一条细长的柱廊、带花饰的老虎窗和陡峭的房顶,最上面是凤梨状的尖顶饰。芭比特、我和我们以前结婚所生的孩子,住在一条安静街道的尽头,这里先前是一片坑坑洼洼的林地。后院的远处,下面有一条高速公路。每到晚上,当我们歇息躺到黄铜床上时,就能听到稀稀拉拉的车辆飞驰而过,遥远、平稳和低沉的声响萦绕在我们的睡眠中,好像死去的灵魂在梦际喋喋不休。

我在山上学院任希特勒研究系的主任。1968年3月,我创建的北美希特勒研究系开张,那是一个寒冷、晴朗,偶尔会有一阵东风的日子。当我向校长提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研究希特勒生平和事业的系,他立刻看到了这种可能性。此事马上轰动一时,成了成功之举。校长后来当上了尼克松、福特和卡特的顾问,直到他去世—当时他正坐在奥地利的一辆上山吊车中。

在第四大道和榆树街的十字路口,汽车左拐就能到达超级市场。一名女警察蜷伏在盒子一样的汽车里巡视该地区,查看是否有违章停车、超速行驶和过期的验证。全城的电话线杆上,都贴着自撰的寻找猫狗的启事,有的还是小孩子的笔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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