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躺在一张像是行军床之类的东西上,不过离地面更高一些,他被绑在床上动弹不得,似乎有比平时更强的灯光正好照在他脸上。奥布兰站在他旁边,目不转睛地俯视着他。在他的另一侧,站着个身穿白大褂、手持注射器的人。

即使睁开眼睛后,他仍然只是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东西。他有种印象:他是从一个很不相同的世界游进了这房间,那里有点像是个在房间之下很深的水下世界。他不知道在那里已有多久,自从他们逮捕他之后,他就再也没见过黑夜或者白天。另外,他的记忆也不连贯,有时他的意识完全停止了,就连睡觉时也是,然后在一段空白期后又重新拥有,然而他无从得知间隔究竟是几天、几周还是只有几秒钟。

从第一次肘部被打以来,噩梦便开始了。后来,他意识到当时发生的全部,只是个前奏而已,是差不多每个囚犯都须经过的常规审问。罪行很广泛——间谍、破坏之类——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都会坦白。坦白是种例行手续,拷打则是实实在在的。他不记得他被殴打过多少次以及每次殴打持续多久,总有五六个身穿黑制服的人在同时殴打他,有时用拳头,有时用警棍,有时用钢棍,有时用皮靴。很多次他在地上滚来滚去,像头牲畜一样不知羞耻地将身体扭来扭去,一直在企图躲避脚踢,然而没用,那样只不过招致更多踢打,就在肋骨、腹部、肘部、小腿、腹股沟、睾丸、尾骨等地方。有许多次,这种毒打没完没了,到最后对他来说,残酷邪恶、无法原谅的事情不是看守不停殴打他,而是他无法强迫自己变得不省人事。许多次他完全吓破了胆,以至于甚至在毒打开始前,就喊着求饶,只是看到一个拳头往回收准备击打时,也能让他一股脑坦白出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罪行。有许多次,他决心什么也不说,每个字只能在他忍疼吸气的间隙从他嘴里挤出来。还有许多次,他软弱无力地想妥协,会对自己说:“我会坦白,但不是现在。我一定要坚持到疼痛变得不可忍受时。再被踢三下,再被踢两下,我就会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事。”有时他一直被殴打到几乎无法站立,然后像袋土豆一样,被扔到牢房的石头地板上,让他恢复几个小时,然后又被拖出去再次殴打。还有些时候恢复的时间较长一些,他只是隐约记得,因为在那些时候,他要么在睡觉,要么处于昏迷中。他记得住进过一间牢房,里面有张木板床,一个从墙上突出来的类似搁板的东西,洗脸盆,还吃到了有热汤、面包和偶尔有咖啡的几顿饭。他记得有个粗鲁的理发匠来给他理发剃须,另外还有些身穿白大褂的公事公办、缺乏同情心的人,他们量他的脉搏,测试他的反应,翻开他的眼皮,用粗糙的手指摸索他有无骨折,还往他手臂上打针,让他入睡。

殴打没那么厉害了,而主要变成一种威胁,一种在他的回答让人不满意时,随时会继续殴打他的恐惧感。审讯他的不再是身穿黑制服的暴徒,而是党员知识分子,都是些动作敏捷、戴着亮闪闪眼镜的矮胖男人,他们轮番审他,一次持续——他觉得有,没办法肯定——十到十二个小时。这些后来的审讯者确保他处于不厉害的疼痛中,但他们也并非主要靠让他疼痛来折磨他。他们抽他耳光,扭他耳朵,让他单足站立,扯他的头发,不允许他去小便,用炫目的电灯照射他的脸,直到他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,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,只是羞辱他,并摧毁他争辩和推理的能力。他们真正的武器,是残酷无情地对他审讯个没完没了,一小时接一小时,提出迷惑性的问题,让他说出不想说的话,给他设置陷阱,歪曲他所讲的一切,证明他每次都在撒谎和说话自相矛盾,直到他既是因为羞愧,也是因为精神疲劳而哭了起来,有时在一次审讯中,他会哭上十几次。几乎每次审讯时,他们都会高声辱骂他,每次回答得迟疑时,都会威胁要把他交回给看守。有时他们却突然改变语气,称他为同志,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向他恳求,不无伤感地问他即使到了现在,他是否还留有对党的足够忠诚,希望洗刷自己的罪恶。经过几小时审讯,他的神经已处于崩溃状态时,就连这种恳求的话,也能让他涕泪交流。到了最后,那种唠唠叨叨的声音跟看守的皮靴及拳头比起来,能让他垮掉得更彻底些。简而言之,他成了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嘴巴,让他签什么就签什么的一只手。他唯一关心的,是发现他们想让他坦白什么,然后在凌辱再次开始前很快坦白出来。他坦白自己刺杀了党的高级干部、散发煽动性的小册子、贪污公款、出卖军事秘密、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等等。他坦白早至一九六八年,他就是东亚国的间谍。他坦白自己是个宗教信徒,是资本主义的崇拜者和性变态者。他坦白自己杀害了妻子,尽管他知道,审讯他的人肯定也知道,他的妻子还活着。他坦白许多年来,他跟戈斯坦因保持个人联系,还是某地下组织的成员,几乎包括所有他认识的人。坦白一切,牵连所有人,这样也较为容易,再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都没错。没错,他是党的敌人,在党看来,思想和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。

然而也出现了另外一些记忆,孤立地出现在他脑海里,就像一圈全是黑色的照片。

他是在一间不知是明是暗的牢房里,因为除了一双眼睛看不到别的。近在咫尺,有台仪器正缓慢而有规律地滴滴答答走着。那双眼睛变得越来越大,越来越亮,突然他从座位上漂浮起来,跳进那双眼睛便被吞没。

他被绑在一张周围都是仪表的扶手椅上,就在炫目的电灯之下,一个白大褂正在读仪表。从外面传来沉重的皮靴声,铁门当的一声打开,那个长着蜡像脸的警官走进来,后面跟着两个看守。

“一〇一房间。”那个警官说。

那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没转身,也没看温斯顿,只是在看仪表。

他正转动轮椅通过一条极阔的走廊,它有一公里宽,被灿烂的金色光线照彻。他用最大的嗓门哈哈大笑,并喊叫着坦白的话。他什么都坦白,甚至把被拷打时挺住没说的话也坦白了。他在把他一生的全部历史讲给一个已全部知悉的听众听。跟他在一起的有看守、其他审讯者、那个白大褂、奥布兰、茱莉娅、查林顿先生等,他们全都一起在走廊里转动轮椅往前走,在大喊大笑。某种隐藏在未来的恐怖的东西被略过了,没有发生。一切顺利,不再有疼痛,他生命里最为微末的细节都暴露出来,他被理解并被原谅了。

他从木板床上向上瞪着,不太肯定他是否听到了奥布兰的声音。整个审讯过程中,虽然从未看到过他,但温斯顿感到奥布兰就在旁边,只是他看不见而已。是奥布兰在操纵一切,是他派来看守殴打温斯顿,又不让他们把他打死。是他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应该痛得尖叫,什么时候让他的痛苦暂缓,什么时候该给他东西吃,什么时候让他睡觉,什么时候把药物注射进他的胳膊,是他提问并提示问题的答案。他是折磨者,保护者,审讯者,也是朋友。有一次——温斯顿不知道自己是处于药物作用下的睡眠中还是在正常的睡眠中,要么甚至在没有睡着时——有个声音在他耳边低语:“别担心,温斯顿,你在我的照料之下。我观察你已经七年了,现在到了转折点。我会拯救你,我要让你变得完美。”他不肯定那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,但跟向他说“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”的声音一样,那是在另一次梦中,七年前的事。

他不记得审讯是怎样结束的。先是一段黑暗期,然后就到了现在所住的牢房或者说房间里,他这时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东西。他几乎完全平躺着,无法移动身体。他身体的每个主要部位都被绑紧了,甚至后脑勺也不知怎样被固定住了。奥布兰在俯视着他,严肃并且相当悲伤。从下往上看,他的脸庞显得粗糙而衰老,眼下有眼袋,从鼻子到下巴有一些劳累留下的皱纹。他比温斯顿想象的还要老,可能有四十五或者五十岁。他的手下面有个控制盘,上面有个控制杆,盘上还有数字。

“我告诉过你,”奥布兰说,“我们再次见面的话,会是在这里。”

“对。”温斯顿说。

没有警告,只是奥布兰的手轻轻一动,一波疼痛感就袭过他的身体。这是种令人恐惧的疼痛,因为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承受某种致命的伤害。他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承受那种伤害,也不知道那种效果是否由电流造成,但他的身体扭曲得变了形,关节正被慢慢扯开。虽然那种疼痛让他的前额冒出汗珠,但最糟糕的是害怕他的脊椎会喀嚓一声扭断。他咬紧牙关,用力通过鼻孔呼吸,试图尽量久地保持沉默。

“你害怕了,”奥布兰看着他的脸说,“害怕再过一会儿什么东西就会断掉,你最害怕的是你的脊椎骨会扭断。你脑子里有幅生动的图像,就是你的脊椎喀嚓一声断掉,脊髓从里面流出来。这就是你正在想的,对不对,温斯顿?”

温斯顿没回答。奥布兰扭回控制盘上的控制杆,那种疼痛之波去得几乎和来时一样迅速。

“那是四十。”奥布兰说,“你可以看到,这个盘上最高的数字是一百。请你记好了,在我们的全部谈话时间里,我能随心所欲地随时用任何一种级数让你疼痛。你说任何谎话,或者试图以任何方式搪塞我,甚至显得比你的一般智力水平更低些,你就会马上疼得叫起来。明白吗?”

“明白。”温斯顿说。

奥布兰的举止没那么严肃了,他沉思地推了下眼镜,来回走了几步。再次开口说话时,他的声音既温柔又耐心。他有种医生或是教师,甚至是牧师的样子,苦口婆心地想解释或者说服别人,而不是惩罚。

“我在为你费神,温斯顿。”他说,“因为你值得。你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毛病,你已经认识到了好几年,尽管你试过想否认。你精神不正常,有记忆缺失的毛病。你记不住真正的事件,你还说服了自己,认为你记得别的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。幸好你可以被治好。你自己从来没将自己治好,因为你不愿意那样做。你需要在意志上再努力一点,可是你不想那样做。即使到现在,你仍然抱着你的病症不放,自以为那是种德行,我很清楚。现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下。目前,大洋国在跟哪个国家打仗?”

“我被捕时,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。”

“跟东亚国,好。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,对不对?”

温斯顿吸了口气,他张口想说却没说出来,他没办法不看控制盘。

“请说实话,温斯顿,你的实话。告诉我你自以为记得什么。”

“我记得直到我被捕前一星期,我们根本不是在跟东亚国打仗,而跟他们是盟国。战争是跟欧亚国打的,已经持续四年。在那之前——”

奥布兰用手势制止了他。

“再举个例子吧。”他说,“几年前你有过确实很严重的错觉。你以为名叫琼斯、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三个曾经是党员的人——他们在对其罪行完全供认不讳后,因为叛国罪和破坏行为而被处决了——你以为他们没犯下被指控的罪行。你相信你看到了确凿无疑的文件证据,可以证明他们的坦白都是假的。有一张让你产生了幻觉的照片,你以为你真的在手里拿过。那是张像这样的照片。”

奥布兰的手指间拿着一片长方形的报纸,在也许有五秒钟时间里,从温斯顿的角度能看到它。是张照片,是哪张照片毋庸置疑,就是那张照片,另外一张琼斯、艾朗森和鲁瑟福在纽约进行党务活动的照片,他在十一年前碰巧看到过,但马上就毁掉了。它在他眼前一晃,然后又看不到了。但是他已经看到,毫无疑问他是看到了!他极度痛苦地拼命想把上身挣脱,可是不管向哪个方向,移动一厘米都不可能。他暂时忘记了控制盘。他想做的,只是把那张照片再次拿在手里,或者至少再看一眼。

“它存在的!”温斯顿叫道。

“不。”奥布兰说。

他走到房间另一边,对面墙上有个记忆洞。奥布兰掀起盖子,那薄薄的一片纸没看到就被一股暖气流卷走,在火焰一闪之际消失了。奥布兰从墙那边转过身。

“成灰了,”他说,“甚至不是可以辨认出来的灰,是尘土。它不存在,从来没存在过。”

“可是它存在过!现在也存在!它在记忆里存在。我记得,你也记得。”

“我不记得。”奥布兰说。

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。这就是双重思想,他有了种彻底无助的感觉。如果他能肯定奥布兰在撒谎,那就似乎有其重要性,但完全有可能奥布兰真的忘了那张照片。真的如此,那么他也会忘记他否认过记得那张照片,然后又忘记忘记这一行为本身。你怎么能肯定这仅仅是个花招而已?也许大脑的疯狂混乱状态真的有可能发生,正是这想法打败了温斯顿。

奥布兰若有所思地低头看他。更有甚于以往,他有了种教师的样子,正在不辞辛苦地教一个任性但仍有希望的孩子。

“党的标语中有一条是关于对过去的控制的,”他说,“可以的话,请为我重复一下。”

“谁掌握历史,谁就掌握未来。”温斯顿顺从地重复道。

“谁掌握历史,谁就掌握未来。”奥布兰点着头说,算是终于表示了认可。“温斯顿,以你看来,过去是真实存在的吗?”

无助感再次笼罩了温斯顿。他用眼睛扫了一眼控制盘,他不知道“是”或者“不是”这两种回答哪种能让他免遭疼痛之苦,甚至也不知道哪种回答他相信是正确的。

奥布兰微微一笑。“你可根本不是什么玄学家,温斯顿。”他说,“直到这会儿,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存在意味着什么。我说得更准确一点吧。过去是有形地存在于空间中吗?有没有另外一个地方,一个由实物构成的世界,在那里,过去仍在进行中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过去存在的话,会存在于哪里?”

“档案里,那是书面的。”

“档案里,还有呢?”

“脑子里,在人们的记忆里。”

“在记忆里,说得很好。可是我们,也就是党,控制所有的档案,我们也控制所有的记忆,因此我们控制过去,对不对?”

“可是你们怎么能阻止人们记东西?”温斯顿叫道,他再次暂时忘了控制盘。“那是不由自主的,个人控制不了的。你怎么能控制记忆?你还没能控制我的记忆呢!”

奥布兰的态度又变得严厉。他把手放在控制盘上。

“恰恰相反,”他说,“是你没能控制住它,所以让你到了这儿。你之所以到了这儿,是因为你在谦恭和自律上做得不够,没能做到服从,这是为理智而付出的代价。你宁愿当个疯子,当一个人的少数派。只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到现实,温斯顿。你相信现实是客观和外在的东西,是独立存在的,你也相信现实的本质不言自明。当你让自己迷惑,以为自己看到什么东西时,你设想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看到了。不过我告诉你,温斯顿,现实不是外在的。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,而不是在别的地方。它不在个人的头脑里,个人的头脑会犯错,而且无论如何,很快就会消亡。现实仅仅存在于党的头脑里,那是集体性的,也是不朽的。无论如何,只要党认为对,它就是对的。除非从党的观点来看,否则不能看到现实。温斯顿,你必须重新学习,这就是事实。它需要自毁行为和意志上的努力。你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谦恭,然后才能变得理智。”

他停顿了一阵子,好像是让他所说的被领会。

“你记得吗?”他又说道,“你在日记里写过‘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’。”

“记得。”温斯顿说。

奥布兰举起左手,手背对着温斯顿,拇指藏着,伸出四根指头。

“我伸的是几根手指,温斯顿?”

“四根。”

“如果党说不是四根而是五根——那么是几根?”

“四根。”

说出这个词后他马上痛苦地抽了一口气,控制盘的指针一下子跳到了四十五。温斯顿猛地出了一身汗。他使劲吸着气,呼出来时,是低沉的呻吟声,即使牙关紧咬也控制不住。奥布兰看着他,仍然伸着四根手指。他把控制杆又复了位,这一次,疼痛只是稍微减轻了些。

“几根手指,温斯顿?”

“四根。”

指针达到了六十。

“四根!四根!还用说吗?四根!”

指针一定是更高了些,但他没看到,他看到的,只是那张阴沉严厉的脸庞和四根手指。几根手指柱子一样矗立在他眼前,巨大而模糊,好像在摇晃着,但无疑是四根。

“几根手指,温斯顿?”

“四根!停下来,停下来!你怎么能不停下来?四根!四根!”

“几根手指,温斯顿?”

“五根!五根!”

“不,温斯顿,这样没用。你在撒谎,你还在想着有四根。说吧!有几根手指?”

“四根!五根!四根!你想是几根就是几根,可是停下来吧,别让我受罪了!”

突然,他靠着奥布兰搭在他肩膀的手臂想坐起来。他也许有几秒钟昏了过去,绑着他的绳子松开了。他感到很冷,在控制不住地颤抖,牙齿咬得咔嗒咔嗒响,眼泪在顺着脸颊往下流。有那么一阵子,他像个婴儿似的抱紧了奥布兰,奇怪的是,那双抱着他肩膀的粗壮手臂给了他安慰。他有种奥布兰是他保护者的感觉,疼痛是外来的,来自别人,而奥布兰会让他免受疼痛。

“你学得很慢,温斯顿。”奥布兰和蔼地说。

“我能怎么办?”他哭哭啼啼地说,“我怎么会看不到在我眼前的东西?二加二等于四。”

“有时候是,温斯顿。有时候二加二等于五,有时候等于三,有时候三种答案都对。你一定要再努力一点,变得理智是不容易的。”

他把温斯顿放回床上,温斯顿的四肢又被绑紧,但疼痛感已经退去,他也不再颤抖了,只剩下虚弱和冰冷的感觉。奥布兰向那个身穿白大褂的人点头示意,那人在整个过程中一动不动地站着。白大褂弯下身子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,摸了摸他的脉搏,耳朵贴在他心口听,到处敲了敲,然后向奥布兰点点头。

“再来。”奥布兰说。

疼痛掠过温斯顿的身体,指针一定到了七十或者七十五。这次他闭上了眼睛。他知道手指还在那里,还是四个。唯一重要的是不管怎样都不能死,要坚持到疼痛结束。他不再留意自己哭了还是没哭。疼痛又减轻了一些。他睁开眼睛,奥布兰把控制杆又复了位。

“几根手指,温斯顿?”

“四根,我想是四根,我能看到五根就会看到五根了。我正在努力看到五根。”

“你希望的是什么:说服我你看到五根还是真的看到五根?”

“真的看到五根。”

“再来。”奥布兰说。

也许指针到了九十五,温斯顿只是断断续续记得为何会感到疼痛。他紧闭上眼睛之后,一片手指的森林跳舞般动来动去,时而交织,时而分开,一根遮挡着另一根,接着又重新显露出来。他在试图数数那是多少,不记得为什么要数,只知道不可能数清,而不知何故,那是由于四和五之间的神秘特性。疼痛又消失了,他再次睁开眼睛时,发现自己仍在看着同样的东西:数不清的手指就像移动的树木,正向两个方向不断掠过,交叉,分开。他又闭上眼睛。

“我伸着几根手指,温斯顿?”

“我不知道,我不知道。你再那么做我要死了。四根,五根,六根——一丝一毫也不骗你,我不知道。”

“有进步。”奥布兰说。

一个针头刺进温斯顿的手臂,几乎就在同时,一种令人极其愉快、能让人康复的温暖感扩展到了他的全身,疼痛几乎已经忘了一半。他睁开眼睛,感激地看着奥布兰,看着那张阴沉而有皱纹的脸——非常丑陋,但又非常聪明——他心里好像在翻腾着。如果能够活动身体,他会伸出一只手搭在奥布兰的胳膊上。他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真挚地爱着奥布兰,原因不仅是奥布兰让他不再疼痛。那种旧感觉又回来了,就是说到底,奥布兰是朋友还是敌人无关紧要,重要的是他是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。也许和被人爱比起来,人们更想要的是被理解。奥布兰把他折磨得快疯了,要不了多久,他肯定会把他送上死路,但那无关紧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那种感情比友谊还要深厚,他们是至交。总存在那么一个地方,让他们可以面对面交谈,虽然真正要说的话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出。奥布兰在俯视着他,那种表情说明在他自己心里,可能有着同样的想法。他开口时,是种平易近人的谈话式语气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,温斯顿?”他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,不过我猜得到,是在仁爱部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?”

“我不知道,几天,几星期,几个月——我觉得有几个月。”

“在你看来,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呢?”

“让他们坦白。”

“不对,不是那个原因。再想想看。”

“惩罚他们。”

“不对!”奥布兰大叫一声。他的声音变化很大,他的脸庞突然变得既严厉又表情生动。“不对!不仅仅是为了掏出你的供词,也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你。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好吗?为了治愈你!让你变得理智!我们带到这里的每个人没有谁在离开时还没被治好。你明白吗,温斯顿?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的罪行不感兴趣。党对公然的行为不感兴趣,我们关心的只是思想。我们不只是消灭敌人,我们还把他们改变过来。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?”

他向温斯顿弯着身子。由于距离近的关系,他的脸庞看来奇大无比,而且极为丑陋,因为是从下往上看到的。除此之外,这张脸上还洋溢着得意和狂热。温斯顿的心再次抽紧了。如果可能,他会在床上再往下缩一些。他很有把握地认为奥布兰正要完全是随心所欲地扭动指针。但就在此时,奥布兰转过身子,来回走了几步,然后以没那么激动的语气继续说道:

“你首先要明白的是,在这里,没有烈士这个概念。你读过以前的宗教迫害。中世纪有过宗教裁判所,那是失败之举。它以铲除异教为目标,结果却让异教永远扎下了根。在火刑柱上烧死一个异教徒,会有几千个人站出来。怎么会这样?因为宗教裁判所公开把敌人杀死。是在他们还没有悔悟的情况下,就把他们杀掉的。实际上,他们是因为不肯悔悟而被杀掉。他们之所以被杀,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真正的信念。自然,所有的光荣都归于受害者,所有的耻辱都归于把他们烧死的人。到后来,二十世纪出现了所谓的极权主义者。他们是德国纳粹和俄国的共产党。俄国人对异端的迫害比宗教裁判所还要残酷。他们想象自己已经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,至少知道不能制造烈士。在对受害者进行公审时,决意摧毁他们的尊严。他们通过拷打和单独关押击垮受害者,直到受害者变成人所不齿、畏畏缩缩的无耻之徒,让他们坦白什么就坦白什么,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,互相指责,拿别人当替罪羊,呜咽着请求原谅。然而仅仅几年后,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。死去的人成了烈士,他们曾经名誉扫地的历史被忘记了。还是那个问题,怎么会这样?首先,因为他们的坦白显然是逼供出来的,不真实。我们不会犯下这种错误。在这里,所有坦白都是真实的,我们让它是真实的。最重要的是,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反对我们。你必须别再想象后世会为你平反,温斯顿。后世会从来不曾听说过你,你在历史的河流中完全消失干净。我们会把你变成气体,把你注入平流层。你一丁点儿也不会留下,档案里不会有你的名字,活人的脑子里也没有一点关于你的记忆。你在过去和未来的意义上都将被毁灭,你将永远不曾存在过。”

那干吗要费事来折磨我?温斯顿想,一时感到了痛苦。奥布兰停下脚步,就好像温斯顿把这个想法大声说了出来。他那张大而丑陋的脸庞又凑近一些,眼睛略微眯了起来。

“你在想,”他说,“既然我们有意彻底毁灭你,那么你所说或者所做的不会有任何作用——既然如此,我们干吗要费事先审讯你?你想的就是这个,对不对?”

“对。”温斯顿说。

奥布兰微微一笑:“你是图案上的一个瑕疵,温斯顿,你是个必须清除的污点。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过,我们和过去的迫害者不一样?我们不满足于负面的服从,即使是最奴性的服从也不满足。最后当你向我们屈服时,一定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。我们不是因为异端分子反抗我们而消灭他,而是只要他反抗我们,我们就绝不消灭他。我们改变他,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,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。我们把他争取过来,不是在外表上,而是实实在在、全心全意的。在处死他之前,我们把他变成自己人。对我们来说,不可忍受的是世界上存在一个错误的念头,不管它是多么秘密和无力。即使在处死一个人时,我们也不允许他有任何离经叛道之处。过去,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时,仍然是个异教徒,同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。即使那些俄国大清洗中的受害者,在他们走过过道等着挨子弹时,他的脑袋里仍然有反抗思想。但是我们在把大脑崩掉之前,先要让它变得完美。旧专制主义者的命令是‘你们不许怎么样’,极权主义者的命令是‘你们要怎么样’,而我们的命令是‘你们是怎么样’。我们带到这里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跟我们为敌,每个人都洗干净了。就连那三个你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叛国者——琼斯、艾朗森和鲁瑟福——到最后也被我们击垮了。我参加了审讯工作,我看到他们一步步垮掉,呜咽着求饶,在地上爬——到最后他们有的不是痛苦或恐惧,而是悔悟之心。到我们结束对他们的审讯后,他们只是徒具人形。除了对他们所犯之事感到悔恨和对老大哥的热爱别无其他,看到他们那么热爱老大哥,我真感动。他们恳求尽快被枪决,以便死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干净。”

他的声音变得几乎像是梦呓一般,那种兴奋和狂热之情仍然挂在他脸上。温斯顿想,他没有装扮,他不是个虚伪的人,他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词。最折磨温斯顿的,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不如他。他看着那具巨大然而优雅的躯体踱来踱去,一会儿出现在他的视野里,一会儿不在。奥布兰哪方面都比他强,他有过或者可能会有的想法没有一样不是奥布兰早就想到、思考并摈弃过的。他的头脑包容了温斯顿的。但既然如此,奥布兰又怎么会是疯狂的呢?一定是他,温斯顿,才是疯狂的。奥布兰停下脚步俯视着他,他的声音再次变得严厉。

“温斯顿,不管你向我们屈服得多彻底,你都别心存可以活命的妄想。走入歧途的人没有一个会被放过,就算我们决定让你尽享天年,你还是跑不出我们的手心。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将永远抹不掉,你得先明白这一点。我们会把你收拾得永世不得翻身,就算你活上一千年,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还会让你永远无法忘记。你永远不会再有普通人的情感,你内心的一切全会死掉,你永远无力再拥有爱、友谊、生的欢乐、好奇心、勇气或正直心。你将是空心的,我们把你挤空了,然后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。”

他停下来向那个白大褂示意。温斯顿意识到某种很沉重的器械在他脑袋后面被推到位。奥布兰在床边坐了下来,那让他的脸庞和温斯顿的处于同等高度。

“三千。”他向站在温斯顿头后面的那个白大褂说。

两个感觉稍微有点湿的软垫夹着温斯顿的太阳穴。他感到恐惧,感到疼痛——这是种新的疼痛。奥布兰用一只手抚慰地,也几乎是慈祥地把手放在温斯顿的手里。

“这次不会疼。”他说,“盯住我的眼睛。”

就在此时,传来一声毁灭性的爆炸,或者说好像是爆炸,不过也说不准是否真的有什么声音。但无疑有过一道炫目的光亮。温斯顿没感觉到疼痛,只是被放平了。虽然在发生之际,他也在仰面躺着,但他有种奇特的被打到那个位置的感觉。没有痛感的可怕一击把他打得平躺着了。他的脑子也受到了某种影响。他的眼睛重新能看清东西时,他记起了自己是谁,身处哪里,也认出了正盯着他看的那张脸。但在某个地方,有块很大的空白,似乎他的脑子被取走了一块。

“很快就不疼了。”奥布兰说,“看着我的眼睛。大洋国正在跟哪个国家打仗?”

温斯顿想了想。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,他自己就是大洋国的公民。他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,然而不知道谁跟谁在打仗,事实上,他意识不到有什么战争。

“我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,现在你想起来了吧?”

“对。”

“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。从你出生开始,从建党开始,从有史可查以来,战争一直没间断地进行着,一直是同一场战争。你想起来了吗?”

“对。”

“十一年前,你编造了一个关于三个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之人的传奇故事。你自以为你看到了能证明他们无辜的一片报纸。但是不存在这样一片报纸,是你虚构出来的。后来你就越来越信以为真。你现在还记得你第一次虚构的那一刻,记得吗?”

“对。”

“刚才我向你举起我的手指。你看到了五根手指,记得吗?”

“对。”

奥布兰举起左手伸出手指,只是把拇指弯了起来。

“这儿是五根手指,你看到五根手指了吗?”

“对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,在他头脑里的景象变化之前,他确实看到了。他看到五根手指,每根都伸直着。然后一切又都恢复正常,那种过去有过的恐惧、仇恨和困惑再次纷至沓来。但是有那么一刻——他不知道有多久,也许有半分钟——是清清楚楚、很有把握的一刻。在那时,奥布兰的每个新暗示都填充了那块空白,成为绝对的真实。在那时,二加二很容易可以根据需要等于五,也可以等于三。那一刻在奥布兰把手拿开之前就已经结束。虽然他无法再次体验那一刻,但他仍然记得,如同一个人会生动地记得许多年前的一次经历,而当时他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。

“你现在看到了,”奥布兰说,“不管怎么样那是可能的。”

“对。”温斯顿说。

奥布兰带着满足的神情站了起来。在他左边,温斯顿看到那个白大褂打破一支针剂,抽了一针管药。奥布兰面带笑容地转向温斯顿,几乎跟以前一样,他推了一下鼻子上的眼镜。

“你在日记里写过,”他说,“不管我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没关系,因为我至少是个能理解你、可以跟你交谈的人,还记得吗?你写得没错,我喜欢跟你谈话。你的头脑让我感兴趣,跟我的类似,只不过你刚好是精神失常的。我们结束这节谈话之前,如果你愿意,可以问我一些问题。”

“问什么都可以?”

“任何问题。”他看到温斯顿的眼睛在看控制盘,“已经关掉了。你想先问什么?”

“你们把茱莉娅怎么样了?”

奥布兰又微笑起来。“她背叛了你,温斯顿,迅速而且彻底,我还从来没见到有谁那么快就投向我们。你见到她的话会几乎认不出她。她的反叛性,欺骗性,愚蠢,肮脏思想——一切从她身心里消除干净了,是种完美的转变,教科书式的。”

“你拷打过她吗?”

奥布兰避而不答。“下一个问题。”他说。

“老大哥存在吗?”

“他当然存在,党也存在,老大哥是党的体现。”

“他像我一样存在吗?”

“你不存在。”奥布兰说道。

那种无助感再次向他袭来。他知道,或者说他能想象到证明他不存在的理由,但都是胡说八道,是文字游戏。像“你是不存在的”这句话,难道没包含一种逻辑上的荒谬之处?不过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处?想到奥布兰可能用以把他驳得一败涂地的那些疯狂理由,他的头脑陷入枯竭的状态。

“我想我是存在的,”他有气无力地说,“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。我出生,我将死去,有胳膊有腿,在宇宙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,没有另外一个固体跟我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。在这种意义上,老大哥存在吗?”

“这无关紧要,他存在。”

“老大哥会死吗?”

“当然不会,他怎么会死呢?下一个问题。”

“兄弟会存在吗?”

“这个嘛,温斯顿,你永远也不会知道。就算我们把你审完后决定释放你,就算你活上九十岁,你仍然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‘对’还是‘不对’。只要你活着,它就是你脑子里的不解之谜。”

温斯顿不说话躺在那儿,他的呼吸急促了一些。他还是没有问他最先想到的那个问题。一定要问,但好像他的嘴巴说不出话。奥布兰的脸上有一丝开心的样子,连他的眼镜也似乎闪着嘲弄的光芒。他知道,温斯顿突然想,他知道我要问什么!想到这里,他脱口而出:

“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?”

奥布兰脸上的表情仍然没变,他冷冷地说:

“你知道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,温斯顿。谁都知道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。”

他向白大褂举起一根手指,显然这节谈话到此为止。一个针头突然刺进温斯顿的手臂,他几乎马上就沉沉睡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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