塞姆消失了。有天上午,他没上班,几个不长脑子的还在议论他怎么不来上班,第二天就没人再提起他。第三天,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布告牌。其中有则布告是印出来的象棋委员会成员名单,塞姆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成员。它看上去跟以前的成员名单一模一样——除了少一个名字,什么都没划掉。这就够了,塞姆已不复存在,他从未存在过。

天气炎热难耐。迷宫般的部里面,没窗户的空调房间里保持正常温度,但外面的人行道能灼伤行人的脚板,高峰时地铁里的恶臭更是能把人熏死。为仇恨周的准备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,部里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。游行,开会,阅兵,演讲,蜡像展览,电影展,电屏节目,这些都得安排。还必须搭起摊位、制作模拟像、撰写标语、谱写歌曲、散播谣言、伪造照片等等。小说司里茱莉娅所在的部门已经暂停长篇小说生产,而是赶制出一系列有关敌人暴行的小册子。温斯顿在正常工作之外,每天花费大量时间翻看过去《泰晤士报》的档案,对将在讲话里引用的新闻进行改动或者润饰。一群群喧闹的群众深夜在街上闲逛时,市里有了种奇特的火热气氛。跟以前比起来,火箭弹轰炸得更频繁了,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,还传来巨大的爆炸声。谁都不明所以,因此谣言四起。

一首即将作为仇恨周主题歌的新歌(叫做《仇恨之歌》)已经谱写了出来,正在电屏上没完没了地播放。它有种野蛮的、咆哮般的节奏,不能准确称之为音乐,而和擂鼓声类似,它和着行军步伐声由几百个嗓门吼出来,令人不寒而栗。群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,在午夜大街上,它和仍受欢迎的《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》此起彼伏。帕森斯家的孩子用梳子和一片卫生纸没日没夜地吹,令人无法忍受。温斯顿晚上比以前更忙碌了。由帕森斯组织的一队队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布置街道、缝旗帜、贴宣传画、在楼顶上树旗杆,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上拉铁丝以拦截火箭弹。帕森斯吹嘘说单在胜利大厦,就要亮出四百米长的彩旗。他本性尽显,快乐得像只百灵鸟,炎热加上体力劳动,让他有借口在晚上穿回了短裤和开领衬衫。他无处不在,总在推、拉、锯、砸、即兴出点子、跟每个人说笑并佐以同志式的鼓励,而且从他身上的每处褶子,都在向外散发着似乎源源不绝的刺鼻汗臭。

一张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处,没有说明文字,只有一个面目狰狞的欧亚国士兵形象,有三四米高,长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蒙古人种脸庞,脚蹬巨大的皮靴,正在大步往前跨,冲锋枪端在臀部的高度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张宣传画,被用透视画法放大的冲锋枪枪口总是正对着你。这张宣传画已经贴上了每堵墙上的空白处,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老大哥的肖像画。群众一向对战争缺乏兴趣,这次也被鞭策进入周期性的爱国主义狂热中。似乎要与普遍的情神状态保持一致,这一期间火箭弹比以前炸死的人更多。有一颗落到了位于斯泰普尼区的一家电影院,几百人被埋在废墟之下。那一带居住的所有人都上街参加了一次绵延不绝的葬礼,为时几小时之久,葬礼实际上变成了泄愤大会。还有颗炸弹落到一块作为游乐场的废地上,几十个小孩子被炸成碎块。后来又举行了几次愤怒的示威活动,戈斯坦因的模拟像被投入火中,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宣传画被撕下来以助火势,有些商店在混乱中被洗劫。后来还有传闻,说有间谍在通过无线电为火箭弹指引方向。有对老夫妇被怀疑有外国血统,他们的房子因此被烧毁,两人都窒息而死。

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,每次他们只要能去,就会并排躺在打开的窗户下面那张没铺床单的床上,为了凉爽而赤着身子。老鼠再也没有露过头,臭虫却在炎热中猛烈繁殖,但好像那也无关紧要。不管肮脏还是干净,那房间就是天堂。他们一到,便到处撒上一些黑市上买来的胡椒粉,然后扯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爱。睡了一觉后,会发现臭虫正在集结,准备大规模反攻呢。

六月份,他们幽会了六七次。温斯顿戒掉了不分什么时候都喝酒的习惯,似乎不再有那种需要。他长胖了一些,静脉曲张溃疡也好了,脚踝上方的皮肤上,只留下褐色的一小块,早上的那阵咳嗽也不再发作。日常生活不再不可忍受,他也不再有向电屏做鬼脸,或者扯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了。他们现在有了个安全的藏身之地,几乎像是个家,就连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,以及每次只能在一起几个小时,也好像不算是件苦事。重要的是铺子上面的房间还存在。知道它还在那里,完整无损,就几乎相当于已身处其内。那个房间自成一统,是一块袖珍的过去,绝了种的动物可以在其中徜徉。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就是另外一种绝种动物,上楼前,他通常总要跟查林顿先生说上几分钟话。老头儿似乎很少或者说从不外出。另一方面,他好像几乎没什么顾客。他像个鬼魂般,活在很小的阴暗铺子和更小的厨房之间,他在那间厨房里做饭,里面除了别的东西,还有台老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留声机,有个巨大的喇叭。他好像为有机会说话而高兴。在那堆分文不值的货品中间走动时,他长长的鼻子、厚厚的眼镜片,套着丝绒夹克的肩膀弯得低低的,总让他隐约有种收藏家的样子,而不是个生意人。他会以略带热情的神态,用手指摸弄一片废品之类的东西——瓷制瓶塞,破鼻烟壶涂了颜色的盖子,仿金项链盒,里面放着一绺某个久已不在人世的婴孩的头发——从来不说温斯顿应该买下,而是说他应该欣赏一下。跟他说话,就像听一个破旧的音乐盒发出的丁当声。他从自己的记忆角落里,又扯出一些已被忘掉的押韵诗片段,一首关于二十四只黑八哥,一首关于长着弯弯角的奶牛,还有一首关于可怜的公知更鸟之死。“我刚好想到您也许感兴趣。”每次他想起新的一首时,就会自我解嘲地轻轻笑着这样说。不过他从来只能记起几行而已。

他们两人都知道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,从来不曾忘记——现状不会长久。有时,死亡正在迫近这一事实似乎跟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摸得到,他们会以绝望般的纵欲心理紧紧搂抱,就像一个将入地狱的灵魂在钟声敲响前五分钟,紧紧抓住最后些许快乐。然而还有些时候,他们不仅幻想自己是安全的,还幻想会是天长地久。只要能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,两人都感觉不会身遭不测。去那个房间不容易,也是危险的,但它本身是个避难所。温斯顿盯着玻璃镇纸中心时,感觉好像能进入那个玻璃世界,一到里面,时间就可以凝固。他们经常随心所欲地做起关于逃避的白日梦,他们的好运将永远持续下去,他们会像这样,在余生继续这种秘密行为。要么凯瑟琳会死去,通过精心的安排,他和茱莉娅能结成婚;要么会一同自杀;要么会藏匿起来,把自己改变得让别人认不出,学会用群众的口音说话,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,然后在某条小街上不为人察地过一辈子。那全是胡思乱想,他们也都知道,现实中,他们无路可逃。即使是唯一可行的计划,即自杀,他们也无意行之。一天天,一周周,得过且过,在没有未来的当下消磨度日,这似乎是种不可遏止的本能,好像只要有空气,人的肺总要吸进下一口空气一样。

有时,他们也会谈论要采取积极行动跟党对着干,然而对如何走出第一步心里没数。就算传言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,如何加入仍是个难题。他跟她说了他和奥布兰之间有着或者说似乎有着的奇特亲近感,还有他时不时会感到的那种冲动,简单说来,就是走到奥布兰面前,宣称自己是党的敌人,并请他帮助自己。很奇怪的是,这在她看来并不是种轻率至极的举动。她习惯从别人的面庞来判断别人。对她来说,温斯顿因为一个眼神而认为奥布兰可以信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再者,她想当然认为每个人,或者说几乎每个人私下都仇恨党,觉得安全的话,都会违反规定。但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广泛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。她说关于戈斯坦因及其地下部队的传言都无非是一派胡言,是党为了自身的目的编造出来的,你不得不装作相信。在无数次党的集会以及自发示威活动中,她一直是用最大嗓门呼喊的那群人中的一员,要求处死她从未听说过其名字的人,但对他们据称犯下的罪行,她却一点也不相信。进行公审时,她参加了青年团派出的分队,从早到晚包围着法院,隔一阵就呼喊:“处死卖国贼!”两分钟仇恨会里,她在大声辱骂戈斯坦因方面,总比别人喊得响,但对戈斯坦因是何人,以及他代表何种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印象。她是革命后长大的,年轻得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的意识形态之战,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,再说党无往而不胜,是千秋万代、永恒不变的,你只能通过私下的不服从来反抗它,最多通过像杀死某人或炸掉某物这种个别暴力行为来反抗。

从某些方面来说,她比温斯顿更敏锐,而且很大程度上更不被党的宣传所蛊惑。有一次,他刚好说到某件事时提到了跟欧亚国的战争,让他震惊的是,她随随便便地说在她看来,并没有进行什么战争,落到伦敦的火箭弹很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,“只是为了让人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中”,这种看法他实际上从未有过。她还说她在两分钟仇恨会里最感困难的,是克制住想放声大笑的冲动,这让他略微有了点羡慕的感觉。但她只是在党的教义以某种方式对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时,才会质疑它。一般情况下,她易于接受官方编造的鬼话,但那只是因为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对她来说,似乎并不重要。例如,她相信在学校里学到的是党发明了飞机的说法。(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时,党只声称发明了直升飞机;过了十几年,茱莉娅上学时,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;而对下一代人,党会声称发明了蒸汽机。)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和革命以前飞机很早就已存在时,在她眼里,这件事实完全没意思。从她偶尔的说话中,他发现她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是跟东亚国打仗、跟欧亚国处于和平状态。这让他更为吃惊。没错,她认为整场战争都是假的,但显然根本没注意到敌国的名字已经改变。“我以为我们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。”她含含糊糊地说。这让他有点吃惊,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前很久,但战争对象的改变才是四年前的事,是在她早已成年之后。他跟她争辩了也许有一刻钟之久,到最后,他总算成功复苏了她的回忆,她确实朦朦胧胧想起来敌国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,但这点在她看来仍然无关紧要。“谁在乎呢?”她不耐烦地说,“操蛋的战争总是一次接着一次,不管怎么样,我们知道新闻全是谎话。”

有时,他告诉她关于档案司和他在那里从事的无耻伪造活动,好像那也没能吓坏她。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时,她并未感受到正在她脚下扩张的深渊。他告诉她关于琼斯、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事,还有他在手里拿过一阵子的纸条,但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。事实上,从一开始,她就没领会他讲述这件事意图何在。

“他们跟你是朋友吗?”她问道。

“不,我从来不认识他们。他们是内党党员,再说年纪比我大多了,属于革命以前的旧时代,在革命之前。我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。”

“那干吗要担心?什么时候都有人被杀,不是吗?”

他又试图让她明白:“这是个例外情况,不仅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,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的过去实际上都已经被消灭了?如果它在什么地方存在,那会是在少数实实在在的东西上,没有文字说明,像那块玻璃一样。我们现在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年代实际上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所有档案要么被销毁,要么被伪造。每本书都被重写过,每幅画都被重画过,每座雕塑、每条街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过,每个日期都被改动过,而且这个过程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。历史已经停止,除了无休无止的现在,其他一切都不存在,而党在这种现在中永远正确。当然我知道过去是伪造的,可我永远证明不了这点,即便我自己也在从事伪造活动。这件事完成后,没有证据会留下来。唯一的证据在我内心,而且我也无法肯定是不是还有别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记忆。我一辈子只有那次在事情发生之后——许多年以后——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。”

“那又有什么用?”

“没用,因为我几分钟后就把它扔掉了。可要是如今再遇到这种事,我会把它保存下去。”

“这个嘛,我是不会的!”茱莉娅说,“我很愿意冒险,但是只为值得一干的事,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。你保存下来的话,会怎么处理它?”

“可能也不会怎么处理,但它是证据。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,它也许在这儿那儿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。我想象不到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,但是可以想象这儿那儿会产生小小的反抗情绪——一小群一小群人结合起来,然后慢慢发展壮大,甚至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,让下一代能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。”

“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,亲爱的,我只对我们感兴趣。”

“你腰部以下才是个造反派。”他告诉她。

她觉得这句话异常精彩,高兴得一把抱住他。

她对党的说教带来的后果一点也没兴趣。每次他一开始说起英社的原则、双重思想、过去的易变性、对客观现实的否认以及使用新话单词时,她就变得厌倦和困惑。她说她从未留意过那种事情,但是既然知道全是垃圾,干吗还要让自己操那份心呢?她知道什么时候欢呼,什么时候发嘘声就够了。如果他非要谈论这种事,她有个让人难堪的习惯,就是会睡着,她是那种可以在任何地点、任何时间睡着的人。通过跟她谈话,他意识到在根本不知道何为正统的情况下,摆出一副正统的样子有多么容易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党强加于人的世界观在无法理解它的人们那里最容易被接受。他们被迫接受最明目张胆的指鹿为马的行径,因为他们从未全面理解对他们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罪。也因为对天下大事关心不够,他们没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。靠着缺乏理解力,他们仍保持清醒,只是轻信一切。而他们所轻信的一切也不会留下什么,如同一粒谷物不经消化通过小鸟的身体那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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