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,”茱莉娅说,“藏身处通常用两次还安全,不过当然要隔上一两个月。”

她一醒来,举止立刻变了个样,变得机警而且有条理。她穿上衣服,把那条鲜红色饰带在腰间打了个结后,就开始安排回去怎么走,把这些留给她安排好像很自然。她显然有种机变处事的能力,这是温斯顿所缺乏的。茱莉娅似乎对伦敦周围的乡下了如指掌,那积累自无数次集体远足。茱莉娅跟他说的回家路线跟他来时走的很不一样,他要在另外一个火车站下车。“回家时走的路,永远不要跟出来时是同一条。”她好像是在宣布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。她会先走,温斯顿等半个小时后再走。

茱莉娅说了个他们下班后可以见面的地方,是在四天后。那里位于贫民窟,有个露天市场,一般情况下总是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。她会在摊点间转悠,装着在找鞋带或者缝衣线。如果茱莉娅认为平安无事,会在他走近时擤一下鼻子,否则他就和她擦肩走过,装作互不相识。但如果运气好,他们可以在人群中谈上一刻钟话,安排下次会面。

“现在我得走了。”温斯顿一明白给他的指示后茱莉娅就说,“我应该在十九点半回去,我一定要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那里花两个小时,要么散发传单,要么干别的事。是不是很操蛋?请你帮我把身上拍一拍。我头发里有没有小树枝?你肯定吗?那么再见了,亲爱的,再见!”

她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,几乎是猛烈地吻他。过了一会儿,她在小树苗中拨开一条路,便消失在树林中,弄出的声响很小。即使到这时,他还是不知道她姓什么,在哪里住,但这无所谓,因为不可能想象他们能在室内见面,也不可能有什么文字交流。

事实上,他们从未再去过那片林中空地。五月份,他们只有另外一次机会真正做了爱,是在茱莉娅知道的另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,在一间废弃教堂的钟楼上。那里三十年前挨过原子弹,周围几乎完全荒废,只要能去,倒是个很好的藏身之所,但路上很危险。其他时间里,他们只能在街上见面,每天傍晚换个地方,而且每次见面从来不超过半小时。一般情况下,在街上可以勉强谈话。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,不算是并排走,从不互相看。他们进行有一句没一句的奇特交谈,如同灯塔光柱的一闪一灭。接近身穿党员制服的人,或者到了电屏附近时突然打住话头,保持沉默,然后几分钟后接上没说完的那句继续说。到了商量好的地点突然中断谈话,第二天几乎不需要开场白就接着往下说。茱莉娅好像很习惯进行这种谈话,称之为“分期谈话”。她擅长说话时不动嘴唇,令人吃惊。在几乎有一个月之久的傍晚会面中,他们只接过一次吻。那次,他们正在一条小街上走着(在大街以外的街上,茱莉娅从来不说话),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。大地在震动,空中一片黑烟。温斯顿发现自己侧躺在地上,皮肤擦伤了,吓得要命。一发火箭弹肯定落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。突然,他看到离他几厘米外的茱莉娅的脸庞,死一般苍白,连她的嘴唇也是苍白的。她死了!他紧紧抱着她,却感到亲吻的是一张活人的温暖面庞,然而有些粉末之类的东西进到他嘴里。他们两人的脸上,都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泥。

有几个晚上,他们到达约会地点后,却不得不连个信号也没打就擦肩而过,那是因为有支巡逻队正好从街角转过来,或者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头顶盘旋。就算没那么危险时,仍然难以挤出时间见面。温斯顿一星期工作六十个小时,茱莉娅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一些,他们的休息日则根据工作紧迫度调整,不一定是哪天,不能经常凑到一起。不管怎样,茱莉娅很少有哪个晚上完全空闲。她把令人吃惊的大量时间花在像听讲座、游行、散发青少年反性同盟的宣传品、为仇恨周准备旗帜、为节约运动收捐款之类的事情上。她说那都值得,是伪装,遵守一些小条条,就能违犯一些大框框。她甚至说服温斯顿牺牲一晚上时间去报名参加兼职军火生产工作,那都是党员积极分子自愿参加的。所以温斯顿每星期有一个晚上要烦得要命地花上四小时,把小金属块用螺丝拧在一起,大概是用来做炸弹的引信的。干活的车间里过堂风很大,光线不足,锤子声跟电屏里的音乐声混在一起,令人生厌。

在教堂的塔楼里相见时,他们又补上了零零碎碎谈话的断茬。那是个炎热的下午,在大钟上面的小方屋子里,空气闷热且不流通,鸽子粪臭气熏天。他们坐在满是灰尘、遍布小树枝的地板上一谈就是几小时,还要不时透过瞭望孔往外看,以确保没人来。

茱莉娅二十六岁,跟三十个女孩住集体宿舍(“总是生活在女人的臭味当中!”她补充道)。她的工作,正如温斯顿已经猜到的,是负责小说司的一部小说写作机。她喜欢自己的工作,那主要是开动并维护一台功率很大、难以侍弄的电动马达。她“不算聪明”,却喜欢动手,机械方面是行家里手。她说得清楚生产一部小说的全部流程,从计划委员会发布总指令到由重写组进行最后的润色。但她对最终的成品不感兴趣,按她的话说,是“不怎么喜欢读书”。书籍只是种必须生产出来的日用品,如同果酱或者鞋带。

她不记得六十年代初之前的事,认识的唯一一个经常说起革命前生活如何如何的人是她爷爷,在她八岁时就失踪了。上学时,她当过曲棍球队队长,连续两年获得过体操比赛的奖杯。她当过侦察队的中队长,加入青少年反性同盟前,当过青年团的支部书记。她一贯表现出过硬的素质,甚至被选中(那是名誉很好的标志,绝对可靠)在色情科——小说司下面的一个科——工作,这个科负责生产出低级下流的黄色书籍在群众中发行。据她说,这个科被其工作人员起了个绰号叫“粪坑”。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,帮助生产用密封套封起来的小册子,有着像《过瘾故事》或《女校一夜》这种书名。群众里的青年偷偷摸摸地购买,觉得自己在购买某种违禁品。

“那些书是写什么的?”温斯顿好奇地问。

“哦,垃圾到了极点,都很没劲,真的。情节总共只有六种,不过他们把这几种情节翻来覆去地用。当然,我只是在小说写作机上工作,从来没在重写组干过。我文笔不行,亲爱的——根本不够格。”

他惊讶地得知,色情科里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科长都是女孩子。有种说法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的更难控制,因此男人受到所经手的淫秽作品腐蚀的危险更大。

“他们甚至不喜欢结了婚的女人在那儿工作,”她又说,“女孩子总被认为很纯洁,可是不管怎样,我不算。”

她第一次跟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,跟一个六十岁的党员,他后来为避免被捕而自杀。“干得也很漂亮,”茱莉娅说,“要不然在他坦白时,他们会从他嘴里知道我的名字。”在那以后,她还跟别的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。生活在她看来很简单:你想开开心,“他们”——指的是党——不想让你开心,你就尽量去违反规定。她似乎觉得“他们”会力图剥夺你的快乐,就跟你力图不被抓到一样,是件自然而然的事。她仇恨党,而且是以最粗俗的语言说出来,但她也并非一切看不顺眼。除了触及到她个人生活,她对党的教义没兴趣。他注意到除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,她从不使用新话的词语。她从未听说过兄弟会,也不相信其存在。在她看来,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,而且是愚蠢之举,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,同时也保住脑袋。他不知道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像她那样——在革命的天下长大,对别的一无所知,接受党就像接受天空一样,是不可改变的,不去对抗它的权威,只是躲避它,就像兔子会躲避狗一样。

他们没讨论过有没有可能结婚这个问题,那太遥不可及了,不值得去想。即便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有办法摆脱,也想象不到哪个委员会批准这样一桩婚姻,连做梦都别想。

“你老婆是什么样的?”茱莉娅问道。

“她是——你知不知道新话里有个词叫‘思想好’,意思是生来正统,不会产生坏想法?”

“不,我不知道那个词,不过我认识那种人,认识得够多的了。”

他开始讲起有关他婚后生活的事,然而很奇怪的是,茱莉娅好像已经了解这种生活的基本内容,好像她已经看到过或者感到过一样,她开始向温斯顿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,她的身子就变得僵硬,还有即使她的手臂紧搂着他,她仍好像在全力推开他的样子。跟茱莉娅在一起,他感到说起这种事情没有一点困难:不管怎样,关于凯瑟琳的记忆早已不再是痛苦的了,而是变得令人不快。

“要不是因为那件事,我本来还能忍下去。”温斯顿说。他告诉她凯瑟琳每周同一天晚上强迫他来一遍的令人沮丧的仪式:“她很不喜欢那样,可是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停下来不做。你永远猜不到她怎样称呼它。”

“我们对党的义务。”茱莉娅马上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
“我上过学,亲爱的。对十六岁以上的学生每周一次性教育,青年团里也有。他们花很多年时间把它强灌进人们的脑子。我敢说在很多人身上是奏效了。当然这永远也说不准,人们总是很虚伪。”

她开始就这一话题发了番议论。在茱莉娅眼里,一切以她自己的性欲为出发点。一谈到这个问题,她就有极为敏锐的看法。跟温斯顿不一样,她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含义: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,那是党无法控制的,因而可能的话,一定得把它消灭掉,更重要的,是性压抑能导致歇斯底里,这求之不得,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。她是这样说的:

“你做爱时,耗尽了全部力气,然后你感到愉快,对一切都无所谓。他们不能忍受你有这种感觉,他们想要你时时保持精力充沛。所有那些来来去去的操练、欢呼、挥舞旗帜等等,都无非是另外的性发泄方式。如果你内心感觉愉快,你干吗还要为老大哥、三年计划、两分钟仇恨会以及所有别的操蛋玩意儿激动?”

一点没错,他想。禁欲和政治正统性之间有着直接和密不可分的关系,因为党想把党员们的恐惧、仇恨和理智尽失的轻信保持在合适水平,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并把它转化成驱动力,又有什么别的办法?性冲动对党危险,党对之加以利用。他们对父母本能也照此处理。家庭无法在事实上被消灭,人们甚至被鼓励以差不多古已有之的方式钟爱他们的孩子。另一方面,孩子被有系统地改造得与其父母为敌,被教导监视其父母,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。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物。这样,每个人就会被十分了解他们的告密者日以继夜地包围。

他的思绪突然又转回到凯瑟琳身上。如果她没有愚蠢得察觉不到他的观念不合正统,无疑会向思想警察检举他。然而此刻让他想起凯瑟琳的,是那天下午令人窒息的燠热,他额头上因此冒出了汗珠,他开始向茱莉娅讲述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,或者说,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,那也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天下午,十一年前的事了。

那发生在结婚后三四个月,他们在去肯特郡的一次远足中迷了路。他们只落后其他人一两分钟,却转错了向,不久发现走到一个老白垩采石场的边缘,前无去路。边缘离底部的垂直高度有二三十米,底下全是大石头。他们看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。凯瑟琳一意识到他们迷了路,就显得特别不安,离开闹哄哄的那群人哪怕只是一会儿,也让她有种做错事的感觉,想尽快沿原路返回,然后向别的方向寻找。但就在那时,温斯顿注意到他们脚下悬崖的裂缝里有几丛黄连花,其中一丛有两种颜色,品红和砖红,显然长在同一条根上。他从未见过那种黄连花,就叫凯瑟琳也过去看。

“你看,凯瑟琳!你看那些花,靠近底下的那一丛,你看到它们是两种不同颜色的吗?”

她已经转过身走了,但还是很不情愿地走回来待了一会儿。她甚至在悬崖上往前倾着身子看他手指的方向。他在她身后不远处站着,用手扶着她的腰。此时,他突然想到他们有多孤单,一个人也看不到,没有一片树叶在颤动,没有一只小鸟在啼叫。在这种地方,不大可能哪里藏有话筒,而且就算有,也只能拾音而已。那是下午最热、最让人想睡觉的时候,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们,汗水在他脸上流着,痒痒的。他想到……

“你干吗不猛推她一下?”茱莉娅说,“换了我就会。”

“没错,亲爱的,你会。如果当时的我是像现在这样,我也会。要么说,我也许会——我不敢肯定。”

“你是不是后悔没干?”

“对,总的说来,我后悔没干。”

他们挨着坐在落满灰尘的地板上。他把她拉向自己,她的头靠在他肩膀上,她头发里好闻的气味盖过了鸽子粪味。他想,她很年轻,对生活还有点期盼,她不理解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

“其实那也无济于事。”他说。

“那你干吗后悔没干?”

“我只是喜欢积极的,而不是消极的处事方式。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中,我们无法取胜。以某些方式失败比以别的方式失败要好一些,如此而已。”

他感到她的肩膀不同意地扭动了一下。每次他说出这种话时,她总是跟他意见相左,她接受不了个人总会被打败是条自然法则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她也意识到自己劫数已定,或早或晚,思想警察会抓到并处死她,然而在她另一半心思中,她相信不管怎样,有可能构建一个秘密世界,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中生活,需要的只是运气、计谋和胆量。她不理解不存在幸福这回事,不理解唯一的胜利是在遥远的将来,在你死后很久,不理解从你向党宣战的那一刻起,你最好想象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。

“我们是死人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还没死呢。”茱莉娅倒是实话实说。

“不是说在肉体上,那要再过半年,一年——五年,可以想象能再活那么久吧。我不怕死。你年轻,所以你大概比我更害怕死。显然我们会把死亡尽量往后推,但效果极其有限。只要人类仍然保持人性,生和死便是同等的事情。”

“哦,废话!我跟骷髅,你更想跟哪个睡觉?你觉得活着不好吗?你来感觉一下:这是我的手,这是我的腿。我是真实的,有形的,活着的!你难道不喜欢这样?”

茱莉娅的身子转过来,把胸膛紧紧贴着温斯顿。透过工作服,他能感觉到她的乳房,成熟但仍坚挺。她的身体好像在把青春和活力倾注进他的体内。

“是的,我喜欢。”他说。

“那就别说死了。听着,亲爱的,我们要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。我们还可以回到树林里的那个地方,好久没去了。不过你这次去,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,我全计划好了,你坐火车——哎,我还是给你画出来吧。”

她以那种实际作风,很老练地用手聚拢了一小方块灰尘,用一根从鸽子窝里拿的树枝,开始在地板上画地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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